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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友党,不愿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及游击队,单靠正规军作战,纪律又很坏,如鱼失水,如鸟失气,所以不能胜敌。兹将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发展情形列表如下:
(表五)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我军在一九四○年曾达到五十万,但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减少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带年起又向上涨,至今保持四十七万多,特别是战斗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敌人打出去,并配合同盟国反攻日寇,八路军、新四军还应该壮大。一部分国民党朋友把我们这种壮大抗战军队,诬称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讲这种话,实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现。现在应该不是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设想种种方法去阻止它发展,而是极力扶植它、接济它、壮大它,使它更能担负配合盟军作战,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着正面战场发生严重危机的今天,每一个具有充分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有这种要求的。
“我们的战绩表上,已指出七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与日军投诚的数目,八路军二五二二名(这中间包括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冀东游击部队’包森支队‘在遵化地区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员六人),新四军五○○多名。关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我们的政策是:(一)送回日本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统帅部处置;(三)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
”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地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断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
“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年有增加。日军中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决不是偶然的事。这一件工作,即所谓敌军工作,我们的日本战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领袖罔野进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日军俘虏除大部分送回日军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虏数目:一九三九年十四人;一九四○年二人;一九四一年三人;一九四二年第一次共十三人,第二次共十人,合计四十二人;又由太行送往大后方去的数目,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八人。此外,新四军在抗战头三年亦送往大后方若干人,尚未计算在内。“
正是:前赴后继,救亡第一,条件艰困,统计难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 回 旧金山联合国开大会 波茨坦三巨头发宣言
话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对中外记者团的报告非常扎实,掷地有声!他接着说:
”现在留在华北、华中我军内的俘虏数目(其大部分现在是日人解放联盟盟员)如下表:
“应当特别指出:在这些盟员中,有原在日军的军医中尉山田一郎,现在晋东南我军中做医务工作,原在日军的步兵少尉山光美,现在我军中任步兵炮教员;另有中尉透江荣浦,在我军中任技术教员。他们均积极负责,热心工作。
”我们很惭愧,由于我军的装备低劣,接济毫无,未能更多地俘虏敌人。但是我们拥有三百万大军、受得到盟邦大量金钱武器接济的友党,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俘虏敌人的数目,不管统帅部如何夸大其词,实际上比我们是要少的,这可以将所存的俘虏一个一个去点验。他们没有敌军工作,更没有将俘虏送出去的事。他们缴获敌军枪炮的数目少于我们,俘虏敌军的数目也少于我们,教育俘虏变成反对敌人的斗争,实际上则是完全没有。即如此次河南作战,以四十万大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三部分军队在河南境内者,再加五战区派至豫南增援的一部军队)对付七万日军,作战两个月(自四月十七日算起),据我们所知,不但一个俘虏兵、一枝枪、一门炮也没有缴获,反而丧地四十余县,丧军近三十万(其中大部分溃散,一部分被杀),大部分枪械被丢弃(据传仅是步枪就有十五万枝以上,其中有许多是友邦援助的),全部第一战区的粮、弹、枪、炮存储丢光。但是有些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专作所谓’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事。请你们看看,究竟谁人不打日本人,谁人破坏了执战,危害了国家呢?
(表六)
“抗战以来,我军死亡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伤将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九名,新四军一四六名。
”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下面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牺牲于战争中者。
“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许多援助,我全体军民是感激不尽的。在武器方面,同盟国帮助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在抗战初期,统帅部曾经发给过我们一二○挺轻机枪,六门反坦克小炮,据说是苏联的军火;可是除此以外,我们未曾得到统帅部的任何武器接济,弹药接济也自一九四○年停止了。在医药及器材方面,我们前后得到不少盟国团体及友人捐来的医药器材,可是还有一○一箱药品被国民党扣在三原,至今没有收到。这两年幸有中国保卫大同盟捐来一些药品器材(其数目分配另有清单,虽然距我们需要很远,但我们很感谢盟邦朋友的援助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领导的’中保‘的热心和关切)。在运输方面,八路军前后收到摩托卡车一辆,救护车四辆,载重车四辆。新四军因原来军部在皖南,于一九四一年一月被国民党统帅部派兵围攻,军长叶挺被俘,文件被劫,该军所得国际援助数目已不明白。在人力方面,我军得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六人,美国的马海德大失,奥国的夫赖大夫,罗生特大夫,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英国的林迈可教授、班威廉教授,德国的希伯记者及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至于日本友人罔野进同志及其统率下的大批日本干部,则对于我军进行瓦解敌军及号召日本侨民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其成绩非常大。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同志以下的大批人员,在这方面,也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表七)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情形:当抗战初期,为了保卫黄河北段数百里的河防,巩固西北后方,曾经统帅部批准留下一部分部队在边区,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指挥这些部队。到抗战中期,敌后根据地逐渐被分割,大兵团集中作战,已极困难,为适应战争形势与减轻人民负担,我军曾进行了一次精兵简政。许多精简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在敌后转入生产,一部分调来边区学习,或参加部队,或参加生产。敌后国内政治情况一天一天更坏,边区被包围封锁得更厉害,内战危机经过了三次大紧张。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我们是必须保卫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调了一部分军队(如王震旅)来边区。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作用,就是保卫河防与保卫被胡宗南将军五十万大军包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然至今天为止,边区军队的数目不超过五万人。拿胡宗南军和我军比较,是十个与一个的比例。现在敌军进攻河南,迫近陕西,我们的这点留守部队,除河防守兵及治安保卫外,很愿意和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一同开赴豫陕前线去打敌人。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的统帅部允许边区的几万军队,开上豫陕前线,并给我们以充分发动民众配合作战的权力,而无友军友党从旁牵制、反对、袭击或截断后路等情事发生,是有把握停止敌人进攻,并把失地收复回来的。
“现在说一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这是敌后坚持抗战的基本问题。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一面和敌人作流血的战斗,一面又和根据地的人民一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亦即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包括着军事、政洽、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只说一说敌后各根据地的轮廓。华北敌后战场,我们建立了几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东至青岛与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山海关和郡州,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西至黄河,南至陇海线,包括华北七省(晋、冀、察、鲁、绥、热、辽),东西长二千二百华里,南北长一千八百华里。有政令所及的人民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一万万人口百分之五十一;其中有组织的群众一千六百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一百五十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在这个区域内,共有五个大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内,又有几个至十几个小军区,我们名曰军分区。华中敌后战场,我们的新四军建立了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鄂、豫、湘六省地区。包含政令所及的人口三千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百分之五十;有组织的民众九百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五十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一点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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