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事，柯远芬翌日却引导监察使杨亮功到场，指遍倒在地上的数百个战尸说：这些就是昨晚进攻这个仓库，被国军击毙的奸匪暴徒，杨亮功无言。后来杨亮功对他的跟随人说，仓库附近并没有战斗过的迹象，死者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又没有携带武器……
　　ＣＣ在这次民变中的活动，比较聪明，因为他们控制了“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不但把握一些群众，甚且可由该会选出代表混入台湾及台北各地的“处理委员会”，而在处理委员会胡闹。ＣＣ分子活动得最起劲的，首举蒋渭川。他每晚密会后，翌日才出席处理委员会。他在处理委员会的任务，是扩大“建设协会”的势力，反对进步分子的任何意见，除了“建设协会”所提的意见之外，他们都为反对而反对，故意破坏社会秩序，造成混乱。蒋渭川又刚愎自用，离开处理委员会的统制，采取个别行动，诬毁其他委员，捣乱处理委员会的统一。另一方面，他在整个ＣＣ的指挥下，极力争取青年学生，尤其是过去曾经到过海外参加作战的退伍军人，作为打倒ＣＣ政敌陈仪的工具。
　　在这次民变中，除了上面所说，台省籍人的“军统”和“ＣＣ”分子，直接参加屠杀台湾人民之外，还有一些台奸出卖台胞。首先是台湾着名的女特务谢娥，她是“台湾妇女会”的理事长，同时是国大代表。二月二十八日，长官公署向请愿的市民，开机关枪射杀多人，但是她却向全省人民广播说：“在公署面前，并没有发生过开枪事件，因民众拥挤互相践踏，致生出若干轻微负伤者而已。”台北市民以她故意歪曲事实，次日早上，就把她的医院包围起来，把一切医疗机器、药品、家私、衣类、现钞，都搬出来在路上纵火焚烧。当场宪兵也无法制止，一个三层房屋的一切东西，不留一点，尽皆烧掉，数千片玻璃，也不留一片。而她竟跑来到宪兵团，请求保护。
　　当台中市民的暴动渐趋扩大的时候，参政员林献堂和台中市参议会议长黄朝清等，百般设法阻止人民起来斗争，甚至暗中与警察局和宪兵团联络，一面接受当局的指示，一面报告人民斗争的详细情形，协助宪警镇压基动。人民武装“二七部队”退出台中之后，他们大骂“奸党”煽动暴动，惹出祸端；又强征人民的财物，建立“欢迎门”，欢迎蒋军入城。
　　新竹市党政各机关被人民占领后，苏绍文竟出任新竹地方戒严司令，实施戒严，命令部下“格杀勿论”。苏绍文是新竹人，任警备司令部副处长，是“军统”特务头子之一。当大搜查“暴徒”的时候，新竹大小商店店东均被捕，后来各以二十万台币赎回，这就是苏绍文“衣锦归乡”以后，对于故乡父老的报答。
　　当台南召开市民大会，讨论如何响应台北暴动的时候，市参议员侯全成和省参议员韩石泉等却到市政府，与市长密议如何制止事件的扩大，又访问宪兵队长，有所建策。他们在民变中，始终站在官方的一边，协力镇压人民。蒋军开到台南，开始屠杀的时候，韩石泉、侯全成、蔡培火、陈天顺等四人，为了表示他们如何忠于“党国”，联名向警备司令部控诉庄孟侯（台南着名的士绅，前文化协会的干部）及其他多数市民为“奸党”，领导台南暴动。同时指使一些青年向“绥靖司令部”自新，填写悔过书，说是被庄孟侯所煽动，以做见证。结果庄孟候被捕。至于侯全成尚且引导军警逐户搜捕“暴徒”，其凶恶行径，连“国军”都不及。
　　最可笑的是台北处理委员会的一班“半山”的卑劣行为。当人民力量强大的时候，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大出风头”，大谈“政治改革方案”，而满场一致通过了“四十二条处理大纲”，但是这些要求被拒和听到蒋军援军已到台之后，这一班“半山”——黄朝琴、连震东、黄国书等为了推诿责任，就召集一些垂头丧气的处理委员开会，制造“重大声明”说：昨日提出的“四十二条”要求，因会场混乱，一时无法整理，措词中有些部分缺隐，因而使当局及省民同胞生出种种误会，但这些要求决非全体省民之公意，祈当局及全体省民原谅……等等，暴露出了投机分子的真面目。
　　蒋军的大屠杀情形不能透露出“岛外”，以致国内外知道这个大屠杀情形的人很少，现在蒋军在“二二八民变”当中的一切罪行，都已经暴露，令人听之不禁发指。
　　三月八日蒋军开到后，由基隆杀起，杀至屏东，凡台湾人民起来斗争过的地方，都无一不杀，整整杀了半个月，其中台北、基隆、嘉义、高雄杀得最惨。
　　在基隆方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在宪兵第四团保卫之下，到达基隆时，基隆要塞司令部与宪兵夹攻基隆市民，大炮、机枪、步枪齐响，杀死许许多多的市民，老幼男妇都有。接着，第二十一师到达时，又再大杀一阵，同时基隆市长指挥警察队到处捕人，捕了数百个“奸匪暴徒”，用铁线串足，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尸浮出。一般市民，在一个月之间，不敢食鱼介类。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领“武装同志”，逐日大捕杀，其屠杀方法，残酷绝伦，二十名青年学生，被创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戮死！
　　在台北方面：自三月八日至二十日为止，足足杀四昼夜。市民为了买粮外出，辄遭射杀，因此马路上、小巷内、铁道边，到处都有死人，鲜红的血，模糊的肉，比“二二八”事件更多了几十倍。蒋军抵达台北时，在铁路管理委员会里面办事的三十余名青年一时逃避不及，被蒋军捕获，一律自三层楼上掷下，跌得头破骨折，血肉狼藉，不死者再补一刺刀，无一幸免。
　　在戒严当中，广播电台天天传达警备司令的命令：一切公务人员必须立即上班，一切学生必须照常上课，一切工人必须照常上工。但是上了班的公务人员，个个都死在十字街头；上了课的学生都一批批的死在学校门口。上了工的工人都一去不复返。这些尸体都被投入淡水河里，以至黄色的河水都变了红色，腐烂的尸体，一个一个都浮上了水面，其惨状令人不敢正视。
　　其他各地的屠杀都是照基隆、台北的原版翻印，全省被杀死的不下一万人。大屠杀之后，就是大逮捕。市民一卡车两卡车的捕，学生青年也捕，工人农民也捕，资本家地主也捕，官吏士绅也捕。其中有法院的院长、推事、检察官，有大学教授、新闻社长、国大代表、参议员，有监狱长、看守长，也有律师和医生，应有尽有。全省被捕者不下五千人。
　　后来，这些人大部分也被杀死，或不知下落了。
　　据某氏由警备司令部调查室抄出来的名单，于三月份内，台湾着名士绅之中，被杀死，被捕，被通缉的有如下之多：
　　被杀者有张七郎（国大代表，医师，其二子也被杀），林连宗（国大代表，省参议员，律师），林茂生（国民参政员，台大文学院长，民报社长），王添灯（省参议员，台湾茶商公会会长），杨元丁（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叶秋木（屏东市参议会副议长），黄赐（高雄市参议员），王石定（高雄市参议员），许秋（高雄市参议员），潘木枝（嘉义市参议员），卢钠钦（嘉义市参议员），陈澄波（嘉义市参议员，画家），柯麟（嘉义市参议员），黄朝生（台北市参议员、医师），李仁贵（台北市参议员），陈星（台北市参议员），徐春卿（台北市参议员），吴鸿棋（台北高等法院推事），王育霖（前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官，建国中学教员），林佳端（律师），李瑞汉（律师），李瑞峰（律师），宋斐如（人民导报社长，前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吴金炼（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阮朝日（新生报总经理），林界（新生报印刷厂长），邱金山（新生报高雄分社主任），苏宪章（新生报嘉义分社主任），黄妈典（省商会联合会常务理事），汤德章（台南市人权保障委员会主任，律师），苏耀邦（宜兰农业学校校长），郭章框（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陈复志（三青团嘉义分团总干事），张宗仁（花莲中学校长，张七郎的长男），许锡谦（三青团花莲分团总干事），张果仁（花莲中学教员，张七郎的三男），陈忻（台湾信托及大公企业董事长），施江南（四方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廖进平（政治建设协会理事），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黄阿纯（淡水中学教员），顾尚太郎（医师），涂光明（高雄市政府敌产清查室主任），曾凤鸣（高雄人，经历未详），林介（高雄人，经历未详）。
　　被捕者有：林宗贤（国民卷政员，中外日报董事长），郭国基（省参议员），林日高（省参议员），洪约白（省参议员），马有岳（省参议员），潘渠源（台北市参议会副议长），骆水源（台北市参议员》，简柽堉（台北市参议员），黄定火（台北市参议员），陈华宗（台南县参议会议长），蔡丁赞（台南县参议员），吴新荣（台南县参议员），林连城（台中市参议员），庄垂胜（台中图书馆长），陈万福（台中县参议员），林糊（台中县参议员），李金聪（高雄市参议员），郭万枝（高雄市参议员），詹荣岸（高雄县参议员），陈昆仑（高雄县参议员），饶维岳（台中地方法院院长），叶作乐（台中地方法院推事），赖耿松（花莲地方法院淮事），陈世荣（台中地方法院检察官），郑松花（台中地方法院检察官），赖远辉（台中监狱典狱长），林有福（台中地方法院书记），蔡玉（台中地方法院书记），陈长庚（台中地方法院书记），庄孟侯（三青团台南分团总干事），黄师樵（新竹县图书馆长），林克绳（台中市消防队副队长），郑四川（台南工学院教师），饶逸仁（和平日报嘉义分社主任），蔡铁城（和平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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