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开例会时，总编辑罗承勋先生便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与会者人人摇头，表示不感兴趣和不能胜任，对于“写蒋介石”没有创作冲动。大家都只有三十左右的年纪，对蒋认识不够，无从下手。记得一致提议函请北京等地老前辈帮忙，不久回信说，大家都忙，没有时间替香港报纸写小说，请《新晚报》自己解决。
　　已经记不清开过几次例会，反正最后决定作为一个写作任务处理，而末了这任务竟落在我的身上。在《大公报》、《新晚报》编辑部里，说到写文章真是好手似云，而所以轮到我这个“附骥尾者”，同事们的意见是：一、我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二、上过抗日战争前方；三、到过内战前方；四、跑过一些地方包括台湾；五、其实这是个重要原因——当时我每天写稿不过两三千字——“反正你有空，就这样了”。
　　对我来说，真是任务艰巨。对于一个人人皆知的角色，不比一般小说中人物，可以虚构，又不能仅凭资料去写，否则效果与催眠剂无异。冯平山图书馆等有关蒋的资料有的是，但是不敢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友人惠赠我的五页“八行笺”。
　　那是一九四九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在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一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兄长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纸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反正当时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它，并且全家协力寻觅，花了几天功夫才找到了这薄薄的五页纸。
　　然而一则以喜，一则以疑，我不大相信这位侍卫官所经历的，蒋介石怎么会有这一段传奇式的故事？然后根据他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的传记等等逐一核对，再加上他的成长过程和各个阶段的表现，我才深信这位侍卫官的所述，而且他没有“骇人听闻”的必要，这五页八行笺与其说是欠缺文采，毋宁说是朴实无华。于是我就动笔写《金陵春梦》的第一集《郑三发子》。连载第一天发稿，排字房催排笔名时，才从“宋乔”身上得到启发，起了个“唐人”的笔名，唐、宋、元、明、清，顺口嘛。
　　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毁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并没有反对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
　　某报月刊曾有专文为蒋“辟谣”说，蒋并非郑三发子，也非蒋母与雪窦寺和尚所生，而是他寡母与一不知名的村人所生，云云，这一辟谣却列入了旁证范畴，大概为作者所未料及。
　　一九八一年香港《七十年代》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说该文作者游览浙江奉化溪口时，未闻郑三发子的说法，在下所写尽属“空穴来风”，希望在下到奉化看看。一九八一年香港《镜报》也曾发表一篇文章，内说郑三发子的事情“毫无根据”，蒋氏家谱和奉化乡人都不知郑三发子其人其事，似责我不应该为反蒋而出此曲笔，并认为蒋介石的“千秋功罪”犹待评论，要“对得起历史”云云。
　　在此要答复这一类“否定郑三发子”者的是，我一开始曾不信其事，后经研究而终信其事，然绝非为反蒋计，这在拙作中写得很清楚。在奉化乡亲和蒋家族谱上绝对不可能找到“郑三发子”，请问假若有知其事者，在蒋荼毒生灵的二十多年中谁敢透露？族谱更不可靠，特别是蒋介石在东北大败，眼看行将全面崩溃时，居然把“重修家谱”列入头等重要日程，修谱完毕后还派蒋经国回乡祭谱（刊拙作第七集《三大战役》），于此我对蒋氏族谱作伪的看法更坚定了。——他对《宪法》都要改，遑论族谱？他连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都要改，矧乎族谱？
　　至于“千秋功罪”，应该是早已“定论”的了。但是蒋介石一生也非毫无一是，例如他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反对“苏俄侵华”，等等，尽管他之反对在于他个人的利益。一、二外国当年“侵华”，他之甘作虎怅，甚至不惜露面，却不象“郑三发子”这回事瞒得住，而是举世皆知的。
　　正因如此，有一些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伪军的人，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供述奉蒋之命“曲线救国”的经过，《金陵春梦》如实转载了。如今那些伪军官早已做了好人，因之修订本将有关人名删除，但“曲线教国”这回事不能删掉。当年他们曾经有违“民族大义”，其主要责任都在蒋介石，今天他们的后辈应该欢欣做人，无所顾虑的了。
　　反对有“郑三发子”其事者，相信必因下面一件事情而大皱眉头：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内部发行的《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中，有三篇《关于蒋介石家世》的文章，张仲鲁撰写的《一些传闻》，作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李延朗写的《点滴见闻》和该书编者所写的《补充》，三文短小精悍，俱非为《金陵春梦》而作，却异曲同工，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
　　——再说一遍：在下绝非“为反蒋而反蒋”。
　　另外，有一位当年曾任台北《平言日报》总编辑的薛斯人先生，则在香港一家业己关门的日报上大揭我的“秘辛”，说我“向壁虚构”，写《金陵春梦》稿费赚了不少，“私家车有两部之多，白天写稿晚上上舞厅”。多谢他“捧场”说我“漂亮”，还说我是个“出血大户”，他的“打击”在我友人间曾引起颇久谈助，因为我只有一部“１１号车”（两条腿），在巴士站苦候巴士时，朋友邂逅便开玩笑，“你又在这里等你的两部私家车吧！”至于晚上去舞场做“出血大户”（肯花钱的大阔佬），倒并未燃起老伴的怒火，因为她知道我压根儿不会跳舞，同时更清楚我晚上都在埋头写稿。
　　蒋介石逛窑子尽人皆知，不写不成，因为涉及他的为人，特别因为文中要讲民间疾苦。可是写又不成，因为一九五二年我动笔时，不可能找到他当年所逛过的窑子。曹禺写《日出》可以找到场景，我写蒋的胡来就绝对找不到足以说明时空特征的场景。于是我到处搜求资料，找遍书店、书摊，却一无所得。最后在摩罗上街之下或率罗下街之上的一个简陋狭小的旧货铺里，找到一本薄薄石印、有光纸印刷的楷书文言《三十年歇浦沧桑录》，已记不起作者和书店的书字，是一本当年“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中”的怀旧兼导游小册子，时间从清末到接近北伐，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正是这段时期。大喜过望，以五毛钱“高价”买了，破册子对上海妓院的分级、“规矩”、陈设、“制度”乃至当时“名妓”的花名、绰号与特征等等记载详尽，我就用来做这场戏的活动布景了。刊出约一星期，接到一封具名罗高，文句流畅、字迹苍劲的读者来信，语气迫切地问我是谁？因为蒋介石逛客子时他偶也在场（当时这一类的妓院相当高级，鄙视Ｓｅｘ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ｖｅ，于是名妓的诗画琴棋，一曲绕梁，招来了王孙公子的诗词唱和，双方尽量培养起Ｌｏｖｅ来，一般大商人与文化界人士也都利用那里作应酬场合）。他说时易势移，当年一起“吃花酒”的人大都去世，不能想象还有几十岁的老人写蒋介石逛窑子记忆又如此清晰，他要我在小说末端登个“罗高先生，大函奉悉，盼示尊址”之类的小启，然后给我地址盼我去找他。双方联系很快，他迅速告我以地址，是铜锣湾保良局附近的一幢高级住宅，女仆应门，陈设雅洁。一位高龄老人，深度近视，中等身材，微胖无须，笑问：“老太爷没有来吗？”苏州口音极浓，他原来是中国第一代小说家包天笑老先生。他当年在上海《晶报》，按照当时习俗，有些业务也要到“高级妓院”（书寓）应酬，所以时常见蒋，但蒋属“傍支型”，和包老他们攀不上朋友。“你小说里的豆芽老七，现在九龙塘，儿孙绕膝。她从良好几十年，你要去访问她吗？”我忙不迭婉谢了，包老指出我文中错误处，蒙他不弃，和我作了个忘年交。我们还准备为他做一百岁生日，但这位老前辈在九十九岁时逝世了。
　　当报馆自干诺道海旁迁入湾仔前夕，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Ｗ君自台北来港约我见面，就约他在报馆后面的大同酒家楼下卡位饮茶。我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奉命到台北设《大公报》分馆出航空版，抵台之初，就有三几位当地同业经常“陪”我采访，Ｗ君便是其中之一，分别十一年左右忽然来找我，平时又没通过信，所为何来？不是没有顾虑。翌日下午三时我在大同等候，见来了一个吊儿郎当的人物，到卡座前后左右转了个圈，没几分钟Ｗ君就来了。我劈头怪他为什么不相信我？难道派个“探子”来就能解决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在极端劣势下，延安尚且力劝张、杨释蒋，难道现在阁下的地位还超过了蒋？他极力否认，话题一下子转到了《金陵春梦》，问我是否为稿费而写？如果有人约我写稿，能不能接受？我看了看表说：“先告诉你，匿名信、恐吓信都收到了，都己呈交我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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