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卅七回 劝驾促驾 李宗仁飞穗“主政” 进路退路 蒋介石幕后指挥
　　话分两头。话说李宗仁飞返桂林以后，李任仁、黄朴心及广西的社会名流几十人劝他和中共妥协，补签“国内和平协定”，使两南地区避免战祸。无奈李宗仁旧的传统观念太深。他认为，西方人在处于绝境时，会顺应环境而罢兵投降，中国的传统现念，则不允许贪生怕死或临阵脱逃，而主张不成功便成仁，宁可当“断头将军”也不当“投降将军”。尽管李任仁、黄朴心等人的意见，忠耿可亲、理由充分，但他还是犹豫不决，心里矛盾万分。正在这时候，白崇禧接到了蒋经国的密报以后，和桂系将领夏威、李品仙等人赶回桂林，声色俱厉地痛斥了李任仁、黄朴心等人的“局部和平”论调，白崇禧、黄旭初还撤掉了黄朴心的广西省教育厅厅长职务。于是，李宗仁的天平也倒在“主战派”一边。广西的局部和平计划于是告吹。
　　但李宗仁的“反蒋”活动并未停止，他对美国还有幻想。他想通过除司徒外的另一条途径，来试探美国军事援华的可能性。他的亲信邱昌渭几经活动和美驻广州公使路易士·克拉克搭上了线，经过几次密谈，克拉克表示：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在远东是援助蒋介石。前者十分成功，后者彻底失败了。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了信心。关于军事援华，事实上已不可能。除非李代总统能挽回颓势或者蒋介石不再干预政治。而在目前情势下，要蒋不干顶政治也毫无可能。李汉魂、程思远的积极活动也没有明显的结果。李汉魂、程思远向李宗仁汇报道：薛伯陵（薛岳）和蒋矛盾很深，他反对蒋介石复出，但他和陈辞修的关系极好，受陈辞修的影响很深；余握奇（余汉谋）也有反蒋倾向，但他为人持重，要他公开竖起反蒋旗帜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张向华（张发奎）反蒋坚决，但独木不成林，他手里的力量有限……于是，李宗仁想团结一伙广东军人来对抗蒋介石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对于李宗仁的种种活动，蒋介石很得牙根发痒，恨不得一口把他给活吞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在江南地区的惨败，客观上显出了桂系部队的比重，在华中地区也主要依靠这些桂系部队在支撑局面，如果在这个时候，桂系部队在背后插上一刀，那他蒋介石还受得了？他咬了咬牙，把满肚子怨气往肚子见咽，装着笑脸去看李宗仁的冷面孔。一个又一个“特使”，从上海，从广州，从汉口，飞往桂林“促驾”。
　　先是白崇禧飞桂“促驾”。白崇禧劝李宗仁“一定要去广州主政”。李宗仁问：“去广州有何利弊？”白崇禧道：“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政府群龙无首，失去领导重心，显然影响至大。”言外之意，就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这话可谓说得冠冕堂皇。其实，白崇禧去桂林“促驾”，真正的内幕只有他自己清楚。原来，蒋、李、白三角关系错综复杂。白在李蒋之间权衡利弊，时而靠李，时而近蒋。二三月间，白积极鼓动李向蒋“摊牌”，并通电促蒋下野。四月二十日以后，由于战局的急剧发展，白对李、蒋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然鼓动李宗仁和蒋“摊牌”，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蒋的亲信、华中“剿总”秘书长的关系，向蒋暗送秋波。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一下子就领会了白崇禧传过来的信息，于是托人转告白：只要我们两人能再次携手合作，大局仍有可为。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上海市代市长陈良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军费……象当年在交易所“抢帽子”一样，蒋看准了白的“行情”，下了大本。于是，蒋白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买卖终于拍板成交。白崇禧便亲自出马来桂林“促驾”……这一切，李宗仁当然一无所知。直到他最后去世，都没有察觉白对他的“出卖”。
　　紧跟在白崇禧屁股后面的是阎锡山、居正、李文范三人的“劝驾”队伍。阎锡山、居正和李文范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以说都是民国的缔造者。李宗仁对这三人一向都很尊重。
　　“德邻兄，”阎锡山摆开了说服的架势道：“我们是专程来促驾的。德邻兄有所不知，自从南京失陷……”
　　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就担任山西都督，经营山西将近四十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山西土皇帝”，他一向专横跋扈、目空一切，就连蒋介石的话，他也只是“择其有用者”而“采纳之”，不过，最近的情况变了，太原陷落，他被逐出山西，成了光棍一条，说话也没有了资本，只好依附在蒋介石的左右。因为他资格老、反共坚决，对蒋“还有用”，蒋便叫他跑跑腿，给他壮壮门面。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李宗仁叹口气道：“你们都知道，蒋先生处处跟我作对，我无法放手工作。”
　　“是啊，”居正深表同情地说：“蒋先生历来的作风，我们心里清楚……不过，德邻兄应以国事为重……”
　　“对于德公的难处我们肚里有数……”李文范也劝道，“不过，广州政府现在群龙无首……”
　　“是的，是的，”阎锡山说：“我们临来时，何院长再三致意，请德邻兄无论如何要以党国为重……”
　　“各位有所不知，”李宗仁叹道：“各位的意思我全清楚，不过，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我实在无法领导，我只有急流勇退……”
　　“不，不，”阎锡山抢着说：“此次来桂林前，蒋先生再三向我们保证，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代总统大胆领导。”
　　“是的，是的，”居正、李文范同时补充道：“总裁说了，五年之内决不插手政治……”
　　李宗仁摇头苦笑：“各位都知道，蒋先生的话，一向是说了不算-数的。不瞒各位说，这类保证我听得多了。去年在竞选副总统时，他以再三保证，可是结果怎么样？”李越说越有气：“有时候他竟然把我当成乡下的阿木林！”
　　三位元老面面机觑；“不会吧！蒋先生脾气是有点犟……”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实在是……”李宗仁苦笑叹气。
　　阎锡山、居正、李文范的“劝驾”队伍还未离开，广州的“劝驾”队伍再一次光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和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也来桂林“助战”，内容还是那一套：德邻兄要以大局为重，一国三公的局面无法维持，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的局面应该改变，蒋先生已经作出保证，五年内不干预政治，代总统可以放手大干，等等，等等。阎锡山、居正、李文范、朱家骅、陈济棠五员大将轮番“促驾”，双方晤谈达六七次之多。
　　面对着几员大将的“劝驾”，加上白崇禧的不断督促，李宗仁动心了。经和心腹们商谈，决定提高去广州“主政”的“价码”，作为对付“劝驾”者的应变措施。
　　“价码”共有六条，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为力求扭转军事颓势，代总统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从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千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有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完法规定，向代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允奉行；
　　第，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五月三日上午，李宗仁把这六条意见，作为“对蒋先生的备忘录”，抛出来向阎、居、李三人“征求意见”。
　　“很好。”阎锡山首先表示同意道：“德邻兄的六条意见极好。我完全赞成，就是，就是’备忘录‘的名字……”
　　“那么，你们的意见呢？”
　　居正沉思良久道：“德公！是不是把’备忘录‘改成’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
　　李宗仁心想：反正内容没有变，于是点了点头，答应照改。
　　当天中午，《李代总统同居正、阎踢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打印了三份。一份由李文范转交国民党中常委，一份由居正交给行政院长何应钦，一份由阎锡山直接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这份“谈话记录”，当然愤恨莫名。他一边翻阅，一边破口大骂：“娘希匹，好大的胃口！也不怕把肚子撑破了哇？漫天要价，想敲我的冤大头？这不是在趁火打劫吗？想把我一脚踢开？办不到！”
　　阎锡山劝道：“今日之下，切忌分裂。我看不如敷衍敷衍，免得事情不可收拾。”
　　“怎么敷衍？”蒋介石愤恨道：“要我答应他的全部要求？”
　　“当然不是，”阎锡山道，“不过，总不能闹僵。今日之下，一切只好忍耐点……”
　　“忍耐个屁！”蒋介石虚火上升，面红耳赤道：“李德邻算盘打错了！他想讨好美国，拆我的烂污？以为这样做就是迎合了美国的’革新路线‘？做梦！”
　　阎锡山很尴尬，讷讷地说：“不会，不会，……”
　　“我同共产党打交道，还要讲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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