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译大概觉得礼貌更适合这样的外交场合，于是以一种中国式的拘谨微微鞠了一躬，“先生们好。”

    但是那两位都是带着武器的，于是立刻有了一支李恩斯菲尔德步枪和一支司登式冲锋枪指着我们。

    “我们是朋友。”我用英语说，我说这话时着实有点脸红，因为无论如何不该出现一支只拥有裤衩的军队，“中国军队。”

    枪倒是放下来了，车继续往前驶。

    我追着他们问：“我们是迫降的！这是在哪儿？”

    车驶过我们一段才停下的，车上的英国人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看着我们，那种活死人一样的漠不关心是如此熟悉，不但没有关心，连好奇也没有——通常我们也用那种态度对待彼此。

    英国人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地说：“亚细亚啊，这该死的丛林难道会是欧罗巴吗？”

    我笑不出来，从那几位一丝不苟的表情上来看他们也没认为这是玩笑，玩笑是要和地位平等的人开的，所以他们不和我们开玩笑——幸亏他们的司机觉得我们的差距还没差到完全不可以对话。

    他说：“你们降错地方了。”

    我真的很想笑，那种很想笑但表现出来是一种像哭的表情，“我同意。可我们是迫降，我们被日本人打下来的。”

    “机场在十一点半方向八公里。”那说急倒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你们总是搞错地方。”

    我身边的阿译下意识地看表，但是显然他只能看到他的手腕。我把他的手腕打了下来。

    我耐心地说：“尊敬的先生，只需要一个单词，您就可以让一群迷路的人知道他们的位置。”

    那位尊敬的先生驱动了车，冷淡地说：“看你们的地图。”

    他那样理直气壮，以至我不得不看了一眼我仅有的一条裤衩，以确定那里边确实没藏着一份高比例军用地图，而我抬头的时候那辆车已经驱动。

    “您从哪儿看出我身上藏了包括地图在内的整座仓库？——我们他妈的在哪儿？！”我根本顾不得外交礼仪了。

    那辆车扬长而去了，你礼貌或者无礼对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丢下一个死样活气回答：“我们在撤退。”

    阿译问我：“他们说什么？”

    我狂怒地挥了挥手，“说他们已经死了！不问活人的琐碎！”我捡起一截树枝照着吞没了那辆车的茫茫雾气扔了过去，显然不可能命中，我只好听着遥远的爆炸中，恶毒地臆想着两位活死人大爷已经被流弹命中。

    被我提醒到的郝兽医忽然跳了起来，“没死！嗳呀！他还没死！”

    他急急忙忙又向Ｃ４６的残骸跑了过去，我们不明所已地跟着，当想清楚他要做什么时，我们跑到了他前边。

    我们从残骸里把那位奄奄一息的美国飞行员搬了出来，我们尽可能缓解他的痛苦，因为他曾平等地对待过我们，郝兽医尽一切能力救护，可惜只能是一些徒手的急救。

    美国人混浊的眼睛终于清亮了一会儿，看了看簇拥在他身周的我们，又看了看雾浊浊的天空。

    “去打仗啊。他妈的你们。”他说，然后就死了。我们愣着。

    迷龙疑惑地问：“他叨咕啥？”

    “他妈的你们，去打仗啊。”我说。

    迷龙问我：“……和他妈的谁打？”

    我问阿译：“……营座，和他妈的谁打？”

    阿译看起来此事完全与他无关一样，也难怪，过很久他才想起他是营座。他总算在军官训练团混过，于是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哦，我先得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烦啦，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看了他足足几秒，让阿译几乎觉得神秘莫测起来。

    “别逼我再说损话了。损人又不利己的。”我咬着牙说。

    于是我们沉默。过一会康丫挠了挠头，“有锹的没？”

    不辣很奇怪康丫怎么要那玩意儿，“衣服，枪，哪个都比锹要紧啊。要锹做么子？”

    康丫瞪眼，“埋了他啊！”

    我们瞪着他，因为这个不算自私的建议竟然来自一向只顾自己需要的康丫。

    用手刨坑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后能做的是把二十多具尸体在林边排开，用拆下的树枝遮盖。

    这场进军更像溃败，在不知其然之中我们已经折损近半。死了的安详，活着的倒茫然。我们听康丫的建议简单地料理了死者的后事，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一样，他们注定无名无姓地在异国的土地上埋葬。

    忙完这件事的迷龙开始尝试着从飞机上找下的一根撬棍。阿译拿着一支从飞行员身上找到的自卫手枪，和我一块在地上画地图。那一帮家伙在用铁片分解从飞机上搬下来的帆布，想为自己找点儿御寒遮身之物。

    飞行员曾把我们当人看待，所以我们不扒衣服，他留下的手枪被派给了最高长官阿译。阿译和我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我们想找到十一点半方向八公里外的机场，但这是拿着地图也会迷路的丛林和山峦。

    阿译挠着头，我挠着腿，似乎一切又回到收容站昏昏欲睡的无所事事中。

    背后传来一句日本话：“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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