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统计，抗联小部队仅在1942年上半年就在东北活动170次。[237]对此，就连日本法西斯也不得不承认东北抗日斗争低潮仅是“表面衰落”，[238]惊呼：“‘在满共产党匪已经不成其为思想对策上的重要目标’了，这是近视眼的肤浅的看法，必须严戒！”[239]上述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点点星火始终在东北大地上燃烧，造成了打破敌人“围剿”，“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的相持局面，为1945年对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科学的，而这一预见之所以科学，根源于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东北斗争实际情况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而不是生搬硬套关内敌后战场经验。

　　（7）关于东北抗联主要错误倾向及原因

　　东北抗联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树了卓著功勋的英雄部队，但抗联和全党一样，也曾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和影响，加之远离中央且内部情况复杂，北满个别主要领导人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严重，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弯路。在延安整风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也作为全党经验教训的一部分而得到初步总结。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指导东北工作的3个文件，即：北方会议决议、《一·二六指示信》和1934年2月22日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均被收入由毛泽东亲自主编的《六大以来》。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全党特别是在延安的抗联干部重新研读这3篇文件，回顾和反思1938年以前抗联的斗争历程，联系整个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对抗联斗争的经验教训有了新的认识。在深入研究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45年4月9日，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7稿时，亲笔加写了“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倾错误”[240]一段论述，指出了抗联的主要错误倾向及其原因。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东北抗联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全党一样，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产物。自1932年6月北方会议以来，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控制下的中共中央便极力夸大日本帝国主义侵苏战争的紧迫性，夸大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潮，不顾东北地区革命力量薄弱、中日民族矛盾占首位的事实，把对关内革命斗争的“左”倾指导方针生搬硬套到东北，不切实际地要求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没收一切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灾民难民失业工人与作为义勇军的军费”；[241]在义勇军工作中片面强调“揭发上层反动领袖的欺骗，以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242]甚至制定了直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即：“在我们能够领导的义勇军中，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的联系起来，毫不迟疑地依靠在义勇军的武装力量之上，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把它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与义勇军兵士”[243]。而对东北第一线同志提出的“土地革命还不是今天的任务”[244]等正确观点，北方会议则斥之为“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冠以“富农路线的实质”[245]的大帽子，给予“实际上企图将中国的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这种理论的结果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246]的错误批判。此后，在1934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过分夸大抗日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的“左”倾指导思想又被强化，要求“满洲党在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中，必须把反对反革命派的斗争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首先在党内克服对反革命派的欺骗估计不足的倾向，在工人农民中，义勇军中，反革命军队的士兵中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对于任何一个小的欺骗的事实，都要努力去揭破”[247]。在如此浓烈的“左”倾氛围之下，甚至《一·二六指示信》都表现出了“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248]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人为地把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隔绝于统战对象之外，而这恰恰导致党在义勇军、山林队中的宣传统战工作受到内部“左”倾束缚和各该部队领导人疑惧限制的双重困难，以致下层统一战线阻力重重甚至难以形成和持久。

　　在上述种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东北抗日斗争和抗日联军都曾走过不少弯路。北方会议精神在东北传达贯彻后，东北地方党组织贯彻执行了“过早地提出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笼统的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造成“三十个五十个（人的）游击队，统统的要求建立红军（磐石、海龙、巴彦、东满），甚至认为工农义勇军就是红军（绥宁三月三日决议），在游击区立刻开始建立苏维埃与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土地（东满、磐石），甚至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立苏维埃区域（汤原），便不得不在反日军中进行哗变运动（汤原在反日军中二个[人]三个人五个人也要哗变，绥宁在自卫军中，珠河在义勇军中），哗变出来建立自己的工农义勇军或者红军游击队，这样使党的工作受到了绝对的损失，以至障碍我们的工作在有利条件下不能顺利的开展。有些地方党部在有些反日队伍中已经相当的建立了党的工作，不能不遭受到可怜的失败，如过去唐聚伍九路军的工作的溃败，巴彦游击队的解体，珠河游击队的失败等，不能不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而广大的群众斗争便不能有力的去领导和开展，使群众的斗争得到它应有的胜利，扩大斗争的范围与提高斗争的革命性质”[249]的恶果。

　　1934年中央二月来信在东北的贯彻执行，则使《一·二六指示信》的积极作用被大幅度抵消。李范五后来回忆：“因过去‘左’倾思想根深蒂固，继续严重地干扰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又出现第二次反右倾。这就是1934年春满洲省委发起的反对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右倾’运动，指责上层统一战线是‘上层勾结’。使本来有些起色的统战工作，又难以执行下去。在延安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总结这一段经验时曾指出这次反‘右倾’，使党的各方面工作又回到‘左’倾破坏统一战线的道路！”[250]直至1935年《六三指示信》在东北贯彻执行后，东北抗联才逐渐摆脱“左”的束缚。回顾上述历史，正是“左”的思想路线导致东北抗日斗争起伏不定、曲折艰难。而这一“左”的思想就是没能很好地区分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对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其政治状况作了脱离现实的教条式判断，采取了“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革命的道路是要纯粹又纯粹”[251]的关门主义态度，因而损害了抗日斗争和革命事业。

　　东北抗联胜利与挫折的正反两方面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抗联主要错误倾向及原因的论述是符合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的。这其中既包括贯彻执行《一·二六指示信》和《六三指示信》而获得发展的经验，也包括贯彻执行北方会议和1934年中央二月指示信精神而遭到挫折的教训，包括北满地区暨抗联第3军主要军事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膨胀、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

　　第四章 中央党报在党中央与抗联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在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关系的历史上，中央党报的桥梁纽带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种桥梁纽带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长期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中央党报党刊成为抗联了解党中央精神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几乎唯一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中央党报的大力宣传，东北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等的英雄事迹才得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深广久远的影响，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事业而言，还是对东北抗联而言，这一页历史是光辉灿烂的。

　　第一节 抗联了解学习党中央精神的主渠道

　　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镇压下，东北抗日联军长期与中共中央和关内抗日主战场失去联系，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甚至曾达到“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之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252]（魏拯民语）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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