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1月16日   杨靖宇致函陈潭秋，寻求加强同代表团的联系。全文如下：

　　“文光兄：

　　我们在去年6月开南满党代表大会时，根据到国际七次会议上参加回来的东满魏同志（即魏拯民——引者注）带来的中央指示，东南满建立了南满省委。以后魏同志担任书记的责任到东满去，一方面给中央详细报告，另一方面建立交通关系。但他去后因敌人进行‘大讨伐’关系，特别交通关系之恶劣，早已断绝联络关系，所以不知魏同志给你们写去报告没有，更不知你们接到他的报告没有。同时我们与你没有发生关系，甚为着急，想要经哈关系，将与你发生联络中。这次更带来经他发生关系之通知后，今天才写头一次的报告。但因我们交通关系之恶劣，这次不提关于党在执行整个路线中，特别几年的游击运动中我们的胜利与缺点和我们的队伍布置等问题。这要下次详细作报告，这次不过提出简单紧要不提不可的几个问题。

　　1、我们自从满省时代至现在差不多二年多的长时间，除在前年冬（按，指1935年冬——赵俊清注）接到一封王明同志给东北负责同志的信外，没接到一封的整个指示与文件。不过最近十日前接一份中共十五周年纪念的文件。同时满省取消后，至今与你没有联络关系，不能得到指示与领导，而完全独立的状态中进行工作。在这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一问题感觉到有了最大的遗憾。因此，我们要求不仅现在要有密切的联络关系，而且最好是在东北建立总的指导机关，否则建立与你能发生密切关系的机关为要。

　　2、关于干部问题，上次已在经哈关系向你报告过，这当然我们自己没培养出更多的新干部，是我们站在自我批评的立场上，首先指出这是极大的错误。同时原则上在斗争中培养出新的干部是我们承认的，但在实际上在现在环境中困难到极点。在数年的游击运动中，特别最近二年中，队伍虽然没得到应有的发展，但无论如何也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增加干部的损失，特别是军事干部。现在干部困难到在现在的队伍数量的范围的，维持现状的干部也不够。这种严重现象更障碍于队伍的更大发展。因此我们在以先虽然对满省在每次报告中都提出过，但一个也没给帮助。所以这种严重情况不仅有了报告的责任性来作报告，而且站在领导整个南满革命运动的立场上，不得不着重的提出这一问题，望你们勿论如何急速帮助几个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为要。

　　3、我们经常得不到各方的消息——整个政情的变动与党内文件。望以后（寄）大批的各种党内文件与各方的消息。

　　4、代名，以后的代名，你名文光，我名元海。别的问题这次不提。布尔什维克敬礼！此致  元海  1月16日”。 [48]

　　1月24日  抗联文献《诚给林的信——交通局的工作问题》中再次提及已收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8月10日致救国会领袖信。

　　本月  毛泽东给救国会的信传入东北，极大地振奋了抗联将士的斗志。金日成回忆：“1937年初，登在苏联的国际政治刊物《太平洋》上的致全中国救国会成员的信中，毛泽东举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活动，作为证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斗争——抗日主张是可以实现的生动事例。他写道，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在几年的斗争中共消灭了十万名以上的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受到数亿元的损失，从而牵制和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关内的进攻。对东北抗日游击队的这一评价，也包括着对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业绩的评价”。

　　3月7日  周保中等致函北满省委，以“远之如吉鸿昌，为中国共产党民族的路线，坚贞不拔而牺牲” [49] 为例，强调在义勇军领导人中发展党员。

　　3月23至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延安会议。张闻天作题为《国民党三中全会（即五届三中全会——引者注）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的报告，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南京政府开始转到抗日道路上来……在这一阶段，主要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 [50] 毛泽东于23日发言指出：“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51]

　　3月底  周恩来在上海接见李延禄并听取汇报，指示：“你们的任务是组织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促成蒋介石早日抗战。具体口号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党中央没有忘掉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你们武装东北人民抗日是有成绩的”，并让派人去东北和抗联部队取得联系，向中央汇报工作。[52]

　　4月15日  中共中央以延安会议精神为基础，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这些任务的完成，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需要我党全体同志为这些任务而斗争的最大的牺牲精神与坚强意志”、[53] “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能容许的”。[54]

　　5月2至14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当时又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及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并为迎接全面抗战爆发作了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5月15日  中共吉东道北特委委员于化南（代号“诵”）在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告吉东道北特委1936年工作时说：“毛泽东说‘中国还储蓄着广大力量还未被利用’，真的，东北也是这样。现在摆在目前的革命力量，使广大民众深刻相信，自己团结起就是伟大的军队，也就是挽救自己的真力量”。

　　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北平（北京）近郊卢沟桥的中国第29军挑衅，中国守军奋勇还击，全国总抗战爆发。

　　7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55] 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56]

　　7月上旬  李兆麟同抗联战士谈话时说：“我们不仅要赶走日本鬼子，将来还要打倒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在关内，毛泽东主席正在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全中国的贫苦农民求翻身解放……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所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大旗，领导全国劳苦大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同心协力，誓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7月16日  毛泽东和朱德联名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林育英），研讨红军准备参战及编制事宜，电文指示：“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同日  赵尚志、李兆麟联名致函李华堂，指出：“我们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始终以坚决而诚意的为中国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忠实于中国人民事业，坚决反对日贼侵略中国的暴行，认为只有驱逐日贼滚出中国，中国人民才会有生路，才会有自由、幸福。因之，共产党中央不断的真诚的提出：愿意与中国各党各派，各种社会团体，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红军号召国民党南京政府去‘停止内战’，组织人民国防政府，全国抗日联军，要求全国人民积极参加，以便实现保卫领土，特别是要求南京政府积极准备国防，更希望国共第二次合作去守土抗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是假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武器，共产党是诚恳的革命家，是慎重的政治家，不欺骗，不耍手腕的中国人民领袖”。

　　7月17日  赵尚志、李兆麟联名致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员“祥兄”（本名不详），报告义勇军统一战线工作。文中提及“史平关于反奸细的论文”，即陈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7月25日  杨靖宇以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部、全体将士名义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全体同胞书》，号召：“中国人大联合起来，暴动起来，响应中日大战，驱逐日寇滚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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