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3月23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杨松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抗联情况，并参加讨论华北问题。

　　4月初  杨松在《解放》第34期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回顾了1938年前的东北抗日斗争史。论文将东北抗日斗争划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33年1月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义勇军失败时止。第二个时期，自1933年1月起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第三个时期，自去年卢沟桥事变后到现在”。 [67] 赞誉杨靖宇是“不怕困难，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纠正过去的错误，很快的改善了与各抗日友军之关系，早在1933年冬就曾成立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联合各抗日部队，共同击溃敌人的讨伐，没有中敌人挑拨离间和各个击破的奸计” [68]的代表。特别强调：“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曾参考过去朱毛在江西井冈山时期内和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内的游击战争之经验，同时却估计到东北抗日民族革命的游击战争与国内战争时的游击战争之区别，估计到日本这个敌人和东北创造与敌人作战的游击战术。在东北的游击队，特别长于在山地、森林内和雪地内的游击战争……这并不是说，在平地铁路公路和城市附近不能作游击活动，恰恰相反，只要人民中有工作基础，并善于机警地运用游击战术，甚至在最困难的冬天和最紧张的敌人讨伐情形之下，也可以在这样地带内活动的”。[69] 最后指出：“实际上，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像全国抗战一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目前抗战是走的最艰难的道路，走完这段艰难困苦的道路以后，才是顺利的胜利的大道，就是说，我国抗战是处在‘先败后胜，转弱为强’的这样一条道路上。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历史是艰难困苦的斗争历史，前一个时期内失败之教训，后一个时期内部分发展和部分胜利之好经验，这些都是用东北民族健儿的鲜血换来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值得目前每个抗日民族战士来研究和学习。特别是在日寇占领东北已六年半，而东北志士能够持久抗战六年半。那种刻苦耐劳的苦干精神，那种独当一面的独立工作精神，在那样困难的物质条件之下，在那种严重失败以后，不动摇和不丧气，所有这些革命的精神，更是值得每个爱国男儿和巾帼丈夫去学习和效法的啊！”

　　4月20日  周保中就组织关系等事致函“召”，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阶段的中心革命任务是：彻底反抗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解放与自由，保护中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策略是全中国民族人民抗日统一战线，以及联合被压民族与和平民主国家作共同斗争。现在中共党的对内政策已实现国共二次合作，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日臻坚实和扩张巩固，实现了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然而这不是说日贼就能很快歼灭，而是说中国民族国家的解放胜利是必须在相当时间内作艰苦困难的斗争，终于能获得的。目前东北人民虽然在日贼各种重压之下似乎不易动颤，实际上是只要民族自觉与斗争组织运动的努力提高，掀起大大小小各种各式的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就能对抗日贼的‘外强中干’与‘内虚’。这里特别需要革命的党和民族先进分子的领导运动”。 [70]

　　4月28日  本日周保中日记记载：“抗日联军应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巩固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71]

　　5月1日  张兰生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党伟大的中央，在马克思、昂格斯（即恩格斯——引者注）、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冶之下的中央，能够迅速的及时的根据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力量，决定了自己的斗争的主要的方向，规定革命力量的配置，而定出革命现阶段的战略是：联合全中国人民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麻痹其他帝国主义的动摇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以取得中华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而提出了‘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口号。同时又根据了运动发展的过程，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规定出具体行动计划和步骤，而决定努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报告最后明确宣布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的论述作为会议结论。这个报告是冯仲云草拟的。[72] 会议还确定了“旧区恢复，新区突破”的军事斗争方针。

　　同日  杨松在《解放》第38期发表《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文章涉及统战、军事、根据地建设、民众工作、反“讨伐”等。文章重申：“在军事上采取机动的游击战术去对付敌人的“讨伐”。敌来围我时，在敌未围前突破敌人包围，到敌后方去游击。常常比较巧妙地运用朱毛游击战的十八（原文如此——引者注）字诀，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东北抗日游击队善于设埋伏实行夜击、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等等游击战术去积极地迅速地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东北抗日游击队还有所谓‘三不主义’。就是不打硬仗、不攻坚和不防守”。文章的最后结论指出：三“第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则败，联合则胜’，成为铁一般的定律。第二，在游击队内必须正确解决武装和给养问题，必须有头等的政治工作、正确的干部政策，在敌军内有优良的政治工作。第三，游击运动必须与抗日群众运动配合起来，必须经常做抗日群众工作。经常去组织和武装群众。第四，必须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之领导。游击军事计划应与各地正规军之作战配合起来。第五，游击队本身，必要有机动的游击战术，并且必须有灵通的情报工作。第六，为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着巩固和扩大抗日游击队伍，在队内必须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5月26日至6月3日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全面分析中日两国基本国情，指出：“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的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本月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6月17至23日  晋察冀军区所属八路军出关作战，在兴隆县城首战中歼敌近700人，日寇惊呼：“治安已处于一刻不容偷安之状态”。

　　6月27日  周保中致函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指示应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杨松《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等文件作为北满党组织的政治基础。[73]

　　7月30日  周保中致函侯启刚，指出：“党对联军及民众运动的领导，不能不首先一致在中共中央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通告及以后历次公开宣言之策略方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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