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决定将北满临时省委改名为北满省委。强调：“北满新常委要以最大努力设法打通并与中央连络关系，经常向中央作报告”。

　　4月25日  李兆麟致函金策及吉（东）北（满）联席会议诸负责同志，指出：“目前东北民族革命运动，不但迫切需要与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同时还需要与党中央的机关报纸，各种杂志刊物建立直接输送到东北的工作，目前吾党的党员和群众组织，需要这些报纸刊物杂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因党需要造就大批新战士，需要强固的工作基础。而没有这些列宁主义的武器是不行的。寿篯提议，我们党要派专门负责工作员（负运送报纸刊物的责任），经过们目前所仅有的‘边疆的一点联系’（指同苏联远东地区的联系——引者注），先讯问他（指苏军远东军区人员——引者注）能否给泛太平洋秘书处（即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秘书处——引者注）驻远东机关，或伯力的省（指苏滨海边疆区——引者注）再转中共政治局。由中国内地经过苏联再转送东北的经常运送报纸等重要联系。这一关系弄清好，是要得到联共的帮助的，我想他们是能愿意帮助的。我们党可以派人驻苏联境内，专门司运输到国境的责任。这边我们建立妥当的交通站，以便分布各党单位，中央经过这个联系，可以指导我们。根据目前的局面，吉林、黑龙江短期是不能与中共政治局打通联系的。这个工作是可以作，不过工作手续是要弄好，免去误事，希望在会议上详细讨论”。

　　5月30日  以李兆麟为总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成立，下辖第3、6、9、11军，冯仲云、金策先后任总政委，许亨植（李熙山）任总参谋长。

　　同日  周保中学习杨松《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一文。[84]

　　本月  周保中在同季青谈话时指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持久战论述，关内的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东北的抗日斗争现在也属于相持阶段；我们处在最艰苦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能相当长。这个时期应该采取的游击战术是：第一，以小部队活动为主，灵活、方便，不易为敌发现；第二，侧重做群众工作，把抗日的红旗树在群众心中；第三，派人隐蔽在群众之中，不到有利时机不要露面，不要公开和我们联系”。 [85]

　　本月  王汝起指出：“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在敌人来到之后的头几天我们应该避开他的锋芒，我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是如何执行敌驻我扰呢？是不是可以派少数人在夜间到敌人驻地附近去打冷枪，使他们得不到休息，尔后再等他们疲劳的时候打他个冷不防呢？”，这对抗联第7军的后期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在同年12月至次年2月期间就歼敌200余人。

　　6月10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报告》，指出：“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

　　同日  党中央派东工委联络员王鹏（原名彭申年，系东北抗联第7军人员）来东北，经过千里跋涉，于1940年6月在饶河找到了抗联2路军第2支队，成为唯一与抗联部队会合的中央交通员。并向王效明传达了党中央“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并熟悉交通线以备今后联系的指示。

　　6月13日  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结论》中指出：“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

　　6月15日 在李兆麟主持下，抗联第3路军训练处发出关于党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连队俱乐部（即救国室）中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肖像，并以毛泽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彭德怀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陈云（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原文误为“四军西征见闻录）作为干部训练班教材。

　　7月1日  中共吉东省委三人团致函彭施鲁，信中说：“国共合作，我们首先要认清，这是我党根据新环境而实行的新政策，我党决不会重蹈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旧辙。共产党员，决不会腐化或脱掉了自己的常轨，所以他是不怕同任何人合作的，只要目的同在全国对日抗战的目前新阶段中，最困难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中国人民内部团结问题。如果能坚持抗战到底，能够坚持统一战线，那么胜利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来临的，反过来呢？当然不能说中华民族就是一败涂地，至少困难是要百倍增添的！合作，并不是合并，更不是取消了我们的政治立场，更不是失掉了我们的组织的独立性。我们党是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我们是抗日救国的中心支柱。在这一点上说，要求抗日救国事业之彻底完成，我们不能不多少要让步一点，绝不能看作是我党要我们去作国民党的尾巴，而是要我们作一个抗日救国的模范战士”。

　　8月22日  李兆麟以北满省委代表名义致函嫩江特支负责同志，指示：“要把关内执行工作的经验教训、理论内容与东北每个具体特殊环境溶化起来”。

　　9月18日  延安隆重举行“九一八”8周年纪念大会，李延禄在会上报告抗联斗争，毛泽东演说指出：“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张闻天演说指出：“我们一定下决心收复东北，解放东北人民。收复东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在延安的东北同志要学习好革命理论，准备到东北去领导东北人民的斗争。东北的同志要有信心，相信东北能收复，要在艰苦的工作中准备自己的力量，打回老家去”。 [86]杨松发表讲话。

　　10月12日   冯仲云起草《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指出：“我们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些文件中所指示的任务而斗争，并将这些文件作我们今后工作的规范”。这是抗联文献中首次称呼毛泽东为“导师”。在谈到北满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时，报告称：“北满党完全是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他们简直好象《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所说的‘化外党部’一样。但是还值得中国人民的嘉许、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他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的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本月  崔庸健指示彭施鲁认真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救国时报》。同时指出：“中国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很快，在华北的山东、山西和河北、绥远等省份之内建立起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根据地，对日本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形势是一片大好的……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党中央的指示，对敌斗争方针性、政策性的东西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制定，我们的水平太不够用了。当然，有一条是不会错的，那就是不管怎么困难，我们要坚持斗争下去，东北抗日联军即使只剩下两三千人，也会牵制着日本关东军相当的一部分力量，这对全国抗战也是一种配合”。[87]

　　12月1日  周保中要求苏联远东方面协助“对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转送报告、求得回答”。 [88] 同时指出：“今后游击活动的两种方式。1.蓄养实力，培养新的军队基础，择定秘密根据地，相机作游击活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各种宣传活动，组织抗日分子。整理旧党组织，发展党的新组织。保持中共中央系统。保持党在军队中的领导。2.党领导干部及地方党组织与游击队完全分担，不混合组织。省党组织暂时接受苏联远东边疆党领导。游击队直接同边防军工作联系”。[89]

　　12月20日  李兆麟为第3路军总指挥部起草《关于目前新形势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指示，强调北满工作应注重部队建设、群众工作、后方建设和山边游击与平原游击相结合、训练干部4个方面，文中指出：“利用各地带的山林隐蔽主要的据点，各处建立坚强的巩固的战斗单位，保持独立自由的活动的精神，以支队作为单位分布在于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应当懂得据点有时以江套作依据，有时以苇塘作依据，设法接近群众，以灵活的小部队，在汤、萝、绥、桦、富（即汤原、萝北、绥化、桦川、富锦——引者注）边境顽强的、耐心的根据党总的正确路线，开展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是解决你们桎梏的基本武器。但是尽量防止‘轻举躁进’和‘打硬攻坚’式样的伸张，和防止被敌人的大批包围的危险，慎之慎之，一味蹲沟，不计划行动是异常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瓦解自己实力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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