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  东北抗联训练处党临时委员会发表《关于建立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统一领导机关之意见书》，指出：“数年中，东北与中共中央关系隔绝，影响到东北党的工作紊乱及抗联内部不能统一是很大的……现在我们为的党之巩固，军队之巩固及工作开展，争取国内及第八路军与我之联系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迅速争取国内抗战队伍及中共中央之联系之建立”。 [106]

　　5月26日  周保中起草《吉东、北满省委干部会谈问题讨论记录摘要》，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指明‘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时，首先揭出战争阶段的特点：战争开始时敌是优势的、进攻的，我是劣势的、防守的，第二阶段则变为敌攻受挫，更不能不分散其兵力，防守其占领区。敌人这一时期的表现是兵力消耗和损失，政治，经济内外情势困难则逐渐增加，而我方的表现是英勇抗战和各方面向前进步。接着就是敌人困难增加，而我之进步增加，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就能够变更敌优我劣的现状，进到了全局有利于我的局面。就是使敌我均衡——相持的形势，变为我优敌劣的反攻形势。这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以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并不是机械运动的公式。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说明：战争的枢纽在乎相持阶段，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使敌之进攻在一定时间内停止在一定的地区。同时相持阶段出现后，用尽我之一切努力去准备反攻所需之一切条件去渡入反攻”。

　　6月6日  季青等致函周保中称：“今春在X城开会时，曾提过，数次提到中共中央关系，现在无消息，我们每天如坐针毡”。

　　6月12日  季青等致函周保中称：“我们以‘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书作中心教材”。

　　6月22日  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

　　6月29日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指出：“运用我们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地位，联合东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有害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蒂头子的日本强盗……我们应该乘机努力，加紧国内的团结，改善政治上的设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加强军事的力量，国防的生产，以便一方面能有力的抗击敌人的进攻，收复一些据点。另一方面，在敌人果然北进时，我们也可配合友邦，实行反攻，击败敌人”。

　　7月4日  周保中向野营抗联战士发表题为《保护工人祖国与纪念“七七”抗战》的讲话，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战绩，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报告书中所指出的，基本上仍是必须的。而在现时事变发展情形之下，我们的意见认为必须紧握下列各点：第一，肃清国共摩擦，加紧统一战线团结巩固。第二，中央政府应有各党派代表参加，实行抗战宪政和民主，力求后方安定，肃清动摇妥协及奸细分子。第三，彻底执行抗日国防经济政策。第四，统一待遇抗战军旅，增调主力军赴前线，加强机械化部队和空军配置到适当的战略位置，并须发动更广泛的游击战争，扶助游击队。第五，与苏联密切联合，加强相互赞助，但须绝对排斥不利于苏联的各种挑拨企图。第六，联合英美，但不是依靠英美，不可以失去独立自主”。[107]

　　7月7日 为纪念“七七”4周年，抗联战士在野营演出歌颂八路军抗战事迹的话剧《还我河山》。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毛泽东、陈云参加，会议决定委托康生、陈云、彭真负责选拔派往东北工作的干部。

　　9月18日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九一八”十年》，“以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在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在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108] 文中指出：“九一八是世界侵略战争的导火线”，“不赶走日寇出境，不恢复东北失地，决不能停止抗战”，号召“加紧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

　　10月26至30日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到会讲话。杨靖宇和毛泽东、朱德一起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中仅有的3位中共成员。大会宣布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李延禄当选为执行委员。

　　11月15日  《新华日报》转载《解放日报》9月6日社论《加强党性的锻炼》一文，以7月1日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基础，阐述延安整风关于党的建设的原则，指出：“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长期的伟大而艰巨的革命事业，为要完成这个事业，为要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要求我们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党所担负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的政策决定是根据周围环境详细情形来决定的。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要详密的明了和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本文和《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起，被周保中和李兆麟确立为东北党建指导方针，成为东北各省委、抗联各路军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组建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和抗联教导旅的理论基础。【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本月  原抗联3军1团团长、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在山东反“扫荡”中牺牲，年仅34岁。

　　12月8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毛泽东、陈云参加，会议讨论了陈云提出的派往东北工作的干部名单，决定选派7人经训练后去东北。并确立了“调查情况、建立据点、打通今后开展工作”的东北工作方针。

　　本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六大以来》上下册，收入《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北方会议文件、《一二六指示信》、1934年中央二月指示信等文件，在延安的抗联干部和全党一起，通过整风学习总结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党经验教训，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

　　本年  毛泽东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其中总结“九一八”后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部分指出：“在民族革命与国内革命同时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武装斗争方面，是红军斗争与义勇军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必须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红军和义勇军统治的区域，一种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然后根据客观情况明确划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用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形式” 、[109] “义勇军这种形式是当时最适宜的民族斗争形式，能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与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援助，但在当时也只能存在于东北的山岳地带，要求在一切日本人统治的地方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建立义勇军是不切实际的与错误的”。 [110]

　　本年  毛泽东与韩光谈话指出：“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还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统战工作很重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我们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11]

　　本年  抗联3路军第3支队在扎兰屯活动期间，王明贵等“干部向战士们讲述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彭德怀的《论游击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有利就打，无利就走’、‘不打消耗战，专打歼灭战’，这些战术原则和战略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在干部战士们的心里”。

　　本年 中共中央决定由韩光主持，在靠近东北的晋察冀边区再次组建东北工作委员会，以“精干隐蔽，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为总方针，在重建已被严重破坏的东北地下党的同时，继续寻找抗联部队，自1942年以后，新东工委共向东北派遣干部数十人，范围遍布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各主要城市，其中“派到牡丹江、鸡西、鹤岗的同志，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找东北抗联部队活动地区和活动情况。他们曾回信给东委说：关于抗联一点消息也没有”。

　　●1942年

　　2月12日  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伪警察署战斗中重伤被俘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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