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予以报道。

　　9月30日 李延禄、韩光参加邓小平以周恩来名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976年

　　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

　　7月29日  为纪念建军5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在我党领导下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了极为艰苦的东北抗日斗争”。

　　9月26至27日  陈云审查包括抗联事迹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在此前后参加审查的还有徐向前、邓颖超、谭震林、乌兰夫、江华、粟裕、罗瑞卿、宋任穷等。[195]

　　11月23日  冯仲云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李先念、聂荣臻、陈云、王震、谷牧、罗瑞卿送花圈，陈云、王震、谷牧和抗联老同志韩光、王明贵、王均、王效明等参加。

　　●1978年

　　5月  李维汉在一次党史谈话中指出：“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老人也要尽快地去找，像李延禄同志年老有病，要赶紧去找，东北抗联没有几个老人了”。 [196]

　　8月3至18日  胡乔木等连续11次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 [197]

　　11月10日至12月15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韩光在会上回忆了陈云在莫斯科给抗联干部讲课的情景。[198]

　　12月1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在会上提议增补韩光为中央委员。[199]

　　12月18至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韩光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纪委常委。

　　本年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文革”中被关闭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和杨靖宇陵园整修一新并恢复开放。

　　●1979年

　　本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经修订后重新开放，充实了有关东北抗联的内容。

　　●1980年

　　6月16日 胡乔木致函东北烈士纪念馆，回忆李兆麟奉命回辽阳组建义勇军的情况。[200]

　　9月  在党中央和胡乔木的关怀指导下，组建了由于林、李荒、李剑白组成的东北抗联史编写领导小组和由东北三省史学专家组成的编写组。“文革”期间中止的东北抗联史编撰工作重新启动。

　　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在起诉书列举的被诬陷迫害者中，有原抗联干部李延禄、韩光等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曾山、孔原。

　　●1981年

　　6月27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201]

　　7月1日  在纪念建党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赞誉杨靖宇是“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 [202] 之一。

　　●1982年

　　1月15日  胡乔木致函辽宁省党史编委会，回忆李兆麟奉命回辽阳组建义勇军情况。[203]

　　6月30日  李延禄在东北党史谈话中指出：“党中央对东北抗联很重视，为杨靖宇修了陵园，立了纪念碑，这是东北人民的光荣，也是靖宇县人民的光荣。这不只是对哪一个人的评价，而是对整个东北抗联、东北3000万同胞坚持抗战的评价……东北抗联的一系列活动，党中央都有指示。杨靖宇之所以威望那么高，在人们心目中那么伟大，党给他那么高的荣誉，就在于他坚定地执行了中央的这些指示……1950年毛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到了哈尔滨、长春和吉林。在哈尔滨时，他对我说，要发动群众写东北党的斗争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8月9日  陈云在《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中指出：“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这些力量再加上抗联原有的力量，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 ， [204]并指示该书收入王一知等抗联干部的回忆文章。 [205] 后《辽沈决战》出版时收入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一文。

　　8月23日  韩光为东北三省党史资料专题征集座谈会撰写发言提纲《中央一贯关心东北人民解放斗争》，详细回忆延安及晋察冀东工委情况。

　　8月26至30日  东北三省党史资料专题征集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

　　9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为金日成访华举行国宴，王一知参加。

　　●1983年

　　4月15日  李范五在《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中指出：“《指示》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正确的方面是主流。这是我们应该加以明确肯定的。但这些正确指示不是来自某一两个人，而是来自党组织和群众。（1）来自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1936年初，我们在莫斯科看到有许多同志是长征后来到代表团的，可见中央已和代表团恢复了多种渠道的正常联系，这意味着代表团这时是在中央正确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如果在这以前代表团对东北所作的指示基本上是错的，是脱离中央正确路线的，我们设想中央一定会严肃地进行批评和纠正。但这样情况当时我们没有听到。（2）来自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于1935年开了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因为这时世界大战的两个策源地已经形成，即1931年日帝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3年希特勒上台，世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故共产国际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了一个战略大转变，克服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左’倾思想。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声势更加壮大了，信心更加强了，其视野也更加宽阔了。从组织上说，中国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们所提出的统一执行政策只要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执行。（3）代表团的集体领导是正确的。当时代表团成员都有谁，我不全知道，但我从1936年春开始先后看到陈云、任弼时、陈潭秋、王稼祥、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代表团。他们当中有谁参加制定《六三指示》，我不知道，但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中央领导同志（据说陈云、王稼祥、邓发是参加遵义会议的，陈云在会后就离开长征路去莫斯科汇报）在形成《六三指示》前后一定会在代表团的集体领导中起作用。如果《六三指示》基本上是错的，他们不会不提意见。（4）东北党在实际工作中向代表团反映了不少实际情况，提供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意见。（5）在代表团中作具体工作的同志，他们收集和研究了许多实际情况，提出许多正确意见。例如吴平同志自1934年夏至1935年秋，曾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东北斗争第一线，甚至深入山林队中去蹲点，与山林队头子拜把兄弟。他非常细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后来吴平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总编，1942年逝世时，毛主席亲笔题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在上述一系列党组织领导的推动下所形成的代表团对东北党的基本正确领导，是顺理成章的”。[206]

　　12月19日  胡乔木在视察卢沟桥和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指示：“从‘九一八’到‘七七’应有一个馆来反映，这期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对华北的分化、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等都应该有充分的展示”。[207]

　　本年  陆定一致函李范五，指出：“您在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次到东北的战斗经历，恐怕是最有吸引力的了。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沦亡，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怎样统治东北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受摧残和受压迫的，抗日联军是怎样抵抗和取得胜利和遭受挫折的，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现在只有些片断的文字资料，应该写成一本书，永志不忘。我希望您和东北的同志能够编出这样一本书来。这件事一定要办到。请您考虑，也请在东北做过工作的同志们考虑……我们作为读者，都希望知道东北更多的事情”。[208]

　　●1984年

　　1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举行老同志春节茶话会，彭真、习仲勋、余秋里、宋任穷、康克清、乔石、王兆国等参加。薄一波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赞誉李延禄是“长期保持红军传统，艰苦朴素，教育后代，热心公益，积极从事各种社会工作的模范”。王一知参加了茶话会。

　　5月8至13日 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韩光于8日发表讲话《东北抗日联军始终坚持战斗在抗日疆场》，指出：“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伟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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