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冈公是曾国藩的祖父，原名兴，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他继承祖业，占有100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林、屋宇。家中“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报平安”。正因为如此，他青年时放荡游冶，酒食征逐。直到父亲死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才收心治产业。他曾有一段很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是一个既管有山林田产，又雇有佣工，自己只参加辅助劳动的财主。他的儿子曾竹亭则以读书、教书终其身。这样的家庭当然已算不了“农家”，他们的子孙当然也就算不了“农家子弟”了。    
　　曾星冈还常常插手地方事务，武断乡曲，“声如洪钟，见者惮慑”。他自述道：“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催，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从这篇明显地带有美化痕迹的《大界墓表》看，从曾星冈的儿子曾竹亭后来担任湘乡全县团练总头目，“僻在穷乡，志在军国”的情况看，曾星冈、曾竹亭两代都是地方上的绅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即使对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躇徐进，愉色如初”。曾星冈是这个封建家庭中威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他对子孙们的严格与严厉，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子孙的成长。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然而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曾国藩对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三不信
　　◆原文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碓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述家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不信医药，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其远见卓识，坚决的意志，丝毫不加动摇，这确实是子孙所应当遵守的。近年来家中的兄弟子侄对于这三不信，都有相反的看法。我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较能遵守祖父和父亲的训诫，只是不能不信医药。从八年秋天起，我常常服鹿茸丸，这是我不能继承遗志的一个方面。以后应当慢慢戒除，并去函告诚各位弟弟，戒除信僧人巫师、地仙等方面的事，以承续我家传统。    
　　※详解    
　　从曾国藩关于“三不信”的论述来看，曾国藩有时确实迂得可以。不信医药在现在看来是愚味落后的表现。曾国藩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信医药，却又想努力把它戒掉，未免荒唐。至于僧人地仙之事，属个人信仰方面的事，也不一定非要绝之而后快。如《颜氏家训》中甚至竭力宣传佛教可信：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这段话是说：    
　　佛教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事，是可信而且有应验的，因此，我家世代都要一心向佛，对其不要轻佻怠慢。佛教的精妙之处，已完全体现在佛经中了，在此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我担心你们尚未牢记在心，便再简略地重复一下，以作为对你们的劝告和教导。推究四尘五荫、剖析有形之物；六舟三驾，运载众生各种戒行归空，各样法门入善。辩才智慧，难道只有七经、诸子百家广博吗？很明显是尧、舜、周公、孔子所不能比的。内、外两教，原是一体，逐渐积久而成为不同的教派，深浅也不相同。佛典初始的禁要，设有五种禁戒；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都和它们相符合。仁是不杀的禁戒，义是不盗的禁戒，礼是不邪的禁戒，智是不酒的禁戒，信是不妄的禁戒。至于像田猎军旅、宴享刑罚，顺随民众的本性，不能仓促废除，据此制定出它的节限，使它不超过限度。归依周公、孔子而背离释宗，是多么迷误啊。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
　　◆原文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铭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篇，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教育子弟，不离开八本、三致祥。“八本”指的是：读古书以训诂为本，写诗作文以声调为本，抚养长辈以得他们的欢心为本，养生以减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胡说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贪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至祥”指的是：孝导致祥瑞，勤带来吉祥，恕带来祥和。我的父亲竹亭公在教育别人时，专门注重一个“孝”字。他少壮时敬长辈，晚年时爱长辈，都是出于至诚，所以我编纂墓志铭时只说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冈公在教人时，则有八字、三不信。“八字”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是僧巫、地仙、医药，都不相信。    
　　身处这个乱世中，银钱越少，越可以免去灾祸；花费越省，越可以养福。你们兄弟奉养母亲，除了劳、俭这两个字外，没有更好的安身办法，我每当遇到军事极危险时，常常把这两个字叮嘱一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遗训。你可以告诉你的各位叔叔和你母亲，请他们不要忘记。    
　　◆原文    
　　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格言仅多，要之每事有第一义，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得之如探骊得珠，失之如舍本根图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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