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郦波《风雨张居正》系列， CCTV百家讲坛

    谨与大家共同分享！

    原来治国不仅要有治国之志，更关键的还要有治国之术。

    从心理学上看，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因为这种孤独感，所以渴望与他人沟通与交流，因为沟通与交流，所以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感与幸福感。…所以在人群里、在官场上，…也就是你总要跟一些不同的人时不时地保持下接触，尤其是要与和你相对立的政治集团的人保持一定的接触，这往往比只和你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保持接触还重要。

    这就是张居正聪明的地方，有些东西越摆在暗处越让人猜忌，越放在明处越让人放心。一直到严嵩最后被徐阶扳倒，张居正从私人关系上也一直保持着与这位大奸臣的接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突出的政治胆识。

    一般人碰到个憋屈的事儿，想想我忍了，但嘴巴上总还要唠唠叨叨，发两句牢骚，以求个心理平衡。很少有人会忍了气又把所有的牢骚都闷在肚子里。能不动声色地让所有牢骚都烂在肚子里，到这个水平那就是“吞声”的境界了。据说，徐阶当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

    每个人都有朋友，但朋友和朋友还不一样。有的朋友是面子上的，平常跟你挺热乎，关键的时候他就会掉链子；有的朋友则属于里子上的，看上去跟你没什么热乎劲儿，可你遇着个事儿，他就能雪中送炭

    一个人在仕途上，如果只有政敌，只有同盟，却没有朋友，这就悲哀了，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在残酷的斗争中被异化掉了。严嵩应该值得欣慰，因为他临死还有张居正这样一个朋友。

    人们在失败后，通常都是这样，为了在心理上给自己开脱，总喜欢先去想别人对此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从来不是先想自己才是导致自己失败的最大原因。

    …这说明张居正看得很远，他是为了推行即将进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一项新的变革开始之初，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的统一，所以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当初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埋头做事不争论，那真是个极其英明且伟大的见地。

    …这就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谁骂他他就杀谁，可当时的大才子解缙写了篇《万言书》骂他，骂得狠了，朱元璋反而升了他的官儿。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道理，别动不动从早到晚给人挑刺儿，你要骂，就来个痛彻肺腑的，就来个经典难忘的，人家反而会感激你。

    循吏这个词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它是跟酷吏、污吏相对应的，就是指官场上的好官。当然，清官也算是循吏，但由于清官更重名声，所以后来循吏就更专指那些稳重而有实用主义精神的官吏。事实上，如果一个官僚队伍里大多是循吏的话，那么，这个官僚团队就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了。

    所以说，人事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就看你主政者的心中存的是私心还是公心。张居正一片忠心为国，再加上他目光如炬，精擅这三条用人的艺术，所以他的万历新政能够顺利推行，那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儿了。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就非常聪明，他也要变法，但他不想喊个口号，说“我要变法了”，从而引来这些无聊的内耗式的争斗。况且，他深知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些文官们就喜欢咬文嚼字，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变“祖宗之法”，给他个话柄，他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上几百年——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反正得跟你争下去。张居正哪有工夫扯这些闲话？可他又确实是在变法，那他又该怎么绕过这个变法的观念性争执的问题呢？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效了，回想一下，我觉得当初那句“摸着石头过河”、“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的断语真是太有远见，甚至是太伟大了。正是少了观念之争，实践才真正成了检验改革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也是我从张居正那儿学习到用这个“考成簿”来规划自己生活的关键所在。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人生最重要的习惯叫作“四做”：第一个，做，别怕错！第二个，快做，别磨蹭！第三个，专心做，别马虎！第四个，边想边做，动脑筋！做！快做！专心做！边想边做！有了这“四做”，人生无难事矣。所以我把我那做事的本子叫考成簿，不叫记事簿，是因为我的本意不是怕忘事，而是要用这种考成的方法来激励自己。让生活因此而生生不息，努力向前。

    （以上图片据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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