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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不是我量的。”
我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随后,我仍旧问。
“下午你见到王经理了吗?”
“没有!”
“他下午没来量血压?”
“量没量,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没见到他。”
“那你下午干什么?”
“我们整理新买进的药品,清点核对。”
“为了整理药品,耽误下班了吗?”
“没有。离下班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我们就干完了。我们把空药盒分了,就回家了。”
“你是什么时间离开公司的?”
“大概是五点十几分吧。我和高大夫一起回的家!”
嗬,主动提出了见证人。痛快!
“你们是住在一块儿吗?”
“不。我们在红庙分的手。我坐112路,高大夫坐115路。”
“你在哪儿换的车?”
“在沙滩。换的103路。到动物园后,又坐334路,到家都七点多了。”
“到家都几点了?”
我佯作没听清,故意追问一句。
“七点多了。”
她这样重复。声音比刚才小,但仍很清楚。
七点多,正是宋伟看到欧阳云在丁字街10号敲门的时间。欧阳云小心地说出这个时间,躲开这个时间,用心良苦。
我盯住她的眼睛,问:
“你中途没下车吗?”
她几乎想都没想,立刻就回答:
“没有。”
不过,她躲开了我的目光。
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当面说谎,难免心里不跳啊!
我并不想揭她的底,转个弯问:
“那天晚上下雨了吗?”
“下了。”
“是你到家前下的呢,还是你到家后下的?”
“记不清了。”
“挨没挨淋还记不清吗?”
“没挨淋。是到家后下的。”
“是吗?”
她没再回答。我知道,“雨”的问题出她意外,使她来不及思索,拿不准“七点多钟到家”与“挨淋没挨淋”的关系。
“到底是到家前下的雨,还是到家后下的雨?”
她心慌意乱,我仍紧追不放。
“……到家后才下的。”
她没计算好时间顺序,可不回答又不行。只好这么咬死了。听天由命吧!
要说谎,又能对上茬,实在是不简单的技术。
“那天你穿什么衣服?”
“穿的白衬衣,白裙子。”
白裙子?怎么与宋伟讲的“带小白花的蓝裙子”不一样?
我心里愣了一下,但没追问。先做个问题留下再说!
“你到家以后,你孩子回来了吗?”
欧阳云心里明白,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离开上面提的“到家几点”和“下没下雨”。
不错,离是没离开。但我的提问已不仅停留在时间上了。
“孩子已经回来了。”欧阳云边想边说,“我到家后,洗了洗手,就吃饭。”
“吃什么了?”
“不是馒头就是米饭。”
“什么菜呢?”
……
“记不清啦?”
“……炒黄瓜。”
“谁炒的?”
“……我炒的。”
“你说的高大夫叫什么名字?”我又改了话题。
“高伯庆。”
“是男的?”
“嗯。”
“他经常同你坐车吗?”
“有时一块儿……那天他分了好几个盒子,我就帮他拿来着。我们就一块儿坐车……”
我突然打断她的话:
“你和王经理一块儿坐过车吗?”
我的跳跃发问,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这又到了关键的问题啦。所以,欧阳云态度很坚决:
“没有。”
“王经理住在什么地方?他家都有什么人?”
这个和“星期四”一样可怕的问题,相信又把欧阳云吓得不轻。好在她还稳得住阵脚:
“不知道。”
“不知道?公司没传达吗?”
“传达了。……听说住东华门。听说他家里有爱人,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父亲。”
我知道公司的传达只说了丁字街,并没涉及东华门。
“是传达的东华门吗?”
……欧阳云支吾了:“他有几个家,我不知道。这次出事后,我才听说,他和他父亲不在一起过。”
到底也没说出王少怀究竟在哪里住!
欧阳云又拿出了不知王少怀是星期几被害的装傻的看家本领。一到了要害问题,她就装傻。但她说出来的,却绝不是傻话——“这次出事后,我才听说,他和他父亲不在一起过。”这就是很聪明的一句话!她在告诉我,在这次出事之前,她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丁字街10号!
不过,聪明过分,就成了画蛇添足,或者说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好,我心里已经有数了。这个问题,不再追问,重新换个题目:
“你说住房离公司远,王经理去你家了解过吗?”
“没有。”
王少怀也许的确没去过欧阳云家。但我故意装得不相信地又问:“王经理没到过你家?”
听我一再追问,欧阳云索性提高了嗓门:“没有!”
可说完了之后,她又莫名其妙地补充了一句:
“我也没去过他家。”
这一句可就节外生枝了。
既然前面说过不知道王少怀的住处,那当然就是“没去过他家”了,何必还在后面来个特别声明呢?这不是多余的话吗?
真是言多有失!
我看看表,该吃中午饭了。
欧阳云矢口否认与王少怀有不平常的关系,同时不如实讲出星期四下班后的去向。既然如此表现,我决定在结束上午的传唤时,给她一点压力,以便下午能在以上两个要害问题上有所突破。
因为,按法律手续,传唤应在当天结束。
“王经理那儿除了照片之外,还有你的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有了!”口封得很死。
我站起来:“你好好想想再说!”
“没有还想什么呢?”
“让你想,自然就是有!”
这就是给欧阳云的压力。这点压力,够她一中午用的了。
08
我没在食堂吃午饭,跟小凤布置了几句,换上便衣就朝车站走去。我在路边买了个面包,边吃边乘车来到电器公司。
我找到了医务室的高伯庆大夫。高大夫是东北人,说起话直来直去的:“是啊,星期四那天下班,欧阳云是跟我一起走的。一出医务室,她就叫我:‘高大夫,你要了这么多盒子,我帮你拿吧!’不等我推辞,她已经把药盒子拿在手里了。就这样,我们一块儿走的。”
“是她主动走上来叫你的?”
“是啊,主动的。”
“你现在回忆那天她叫你,是不是过分主动了呢?”
“过分?嗯,有点。咳,不过谁也想不了那么多,反正是空药盒,也不重,她要帮我拿,我当然乐意,其实,她不帮我拿,我也拿得了。就这些啦,有啥说啥,没有也不能添枝加叶,对不?”
“您记得那天她穿的是什么裙子吗?”
“应该说是带白花的蓝裙子。”
“为什么是应该说呢?”
“因为那裙子本来是白底蓝花的,但蓝花太大,也太多,把裙子都占满了,看上去,原来的白底子倒像是蓝底子上的小白花了。”
噢!原来这就是裙子的白蓝之谜。
欧阳云不提白裙子上的大蓝花,显然是有意搅浑水。
跟高大夫分手后,我按照欧阳云提供的路线,掐着表,从电器公司走到红庙车站,坐上112路到沙滩,换103路到动物园,又坐上334路到车道沟下了车。然后按一般速度,步行到欧阳云所住的宿舍楼前。
一看表,总共用了一小时四十五分。
假设欧阳云在案发那天下午五点二十分在红庙上的车,那么,她回到家正好是七点过五分。
也就是说,上午欧阳云所说的乘车时间是对的。如果那天她哪儿也没有去,应该在七点多钟回到家。
我立刻赶到欧阳云的儿子高原念书的学校。真巧,我姐姐正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很快,姐姐把高原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打开微型录音机,让高原回忆上星期四晚上的事。不料,高原的回答,既在我预料之中,又出我预料之外:
“……叔叔,我错了。是妈妈不让我说真话的。她说,如果有人问,就说她是七点钟回来的。可是,我害怕……妈妈不是七点钟回来的啊!那天晚上,都快九点半了,我妈妈还没有回来,我都等急了!”
“啊,九点半还没回来?那你吃饭了吗?”
“吃了。”
“是妈妈回来做的?
“不是,是我自己做的。”
“做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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