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登上城楼，极目远眺，这座城池果然如同想象一样雄伟壮丽，周围形势也果然如传说一样虎踞龙盘。他的帝业计划第一步顺利完成，他相信，凭借自己这颗与众不同的大脑，他的最终目的也一定会水到渠成。

在历代，农民起义军大部分是流动作战，打到哪是哪。朱元璋却不是这样。他做事，从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吃掉一块地方，就要彻底消化，将之建成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向外扩展。

要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对于农民起义军来说，军需往往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和元末大部分农民军一样，朱元璋军以前解决粮草供应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稍粮”和“检刮”。

所谓“稍粮”，又称“寨粮”，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比较文明的抢劫。以前朱元璋军出征之时，都不带粮食，而是随行随抢。具体抢法是在远近乡村山寨“书押大榜（张贴告示），招安乡村百姓，岁纳粮草供给”。

也就是说，命令各村村长里甲交纳粮食草料。如果拒绝呢？那当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玉石俱焚杀无赦了。但是，这种抢劫和我们下面提到的“检刮”比起来，对元末百姓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恩惠。许多军队实行的是“检刮”，“检刮”二字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也就是见什么抢什么，翻箱倒柜，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点不留。军队走了，老百姓也随之一无所有。不仅农民军如此，甚至有的官军也是这样。比如湖广苗军元帅杨完者，因为元廷不向他们提供军饷，他们就四处抄掠，“所过无不残灭”。所以，遇到一支寨粮的军队，一般来讲不会被百姓拒绝，他们再穷再苦，也会勒紧裤带，挤出点东西来，把“军爷”们打发走，然后还要感谢苍天让他们遇到一支文明之师。

而如今，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决定改变解决粮食问题的方式，不便再强行征取：他决定兴起“大生产运动”，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屯田”。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建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他发布命令说：“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几年工夫，屯田就成绩显著，仓库皆满，军食丰足。龙凤六年闰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废除“寨粮”制度，全面实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除了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还对根据地内的“自发土改”予以事实承认。龙凤四年亲征婺州之时，他“命籍户口”，也就是开始登记百姓的地产。当时许多地主逃亡，土地被贫民占领，朱元璋对现状一律予以承认。由于朱元璋的支持，许多地区的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如朱元璋的军队打到诸暨，地主赵淑携带田契逃入深山穷谷，他的家产全都被农民夺占，“无纤毫存”。朱元璋亲征婺州，地主俞元瑞从乡下逃往处州城里，处州被攻克后，他也遭到农民的清算，“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朱元璋还“令民自实田”，也就是发动群众，进行田产清查，不许地主瞒报土地，少交赋税。这些措施使根据地内的土地分配平均化，大大刺激了小农的生产热情。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眼光确实远高于其他农民军。屯田政策和“自发土改”彻底解决了“军民”、“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老百姓欢呼围堵，纷纷来投。根据地内人口剧增，秩序井然，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为朱元璋政权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打仗，很多时候较量的是背后的经济实力，朱元璋由此有了远比他人丰厚的资本。

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朱元璋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在建国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对根据地人民关怀备至，总是把他们的疾苦放在心里。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他亲征婺州，召见当地民众代表，询问他们对军队有什么不满。一个民众代表说，守将邓愈随便征发老百姓筑城，不给一分报酬，还要自带工粮，老百姓颇有怨气。朱元璋立刻严肃地批评了侍立一旁的邓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为了突显自己的仁慈，他对根据地老百姓采取轻刑政策。龙凤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员巡视各地，大面积减轻刑罚。有的官员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也就是说，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归附。岂料据有天下，全国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第四节 攻心为上

除了善于笼络民心，朱元璋也十分擅长收买对手的“军心”。龙凤二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他听到陈友谅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瓦解陈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待那些不愿意投降的元朝旧将，其他起义军一般就杀掉了事。朱元璋却以极大耐心，千方百计劝降，招降之后，也敢于放手使用。元朝都元帅康茂才在应天战败，被朱元璋劝降。后来他作战有功，第二年就被提升为秦淮翼水军元帅。元朝“义兵”元帅朱亮祖先在太平被俘，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有些人被俘后拒不投降，朱元璋也不加虐杀。如元朝万户纳哈出在太平被俘，朱元璋“待之甚厚”，百计劝降，纳哈出却表示：“我本北人，终不能忘北。”朱元璋决定放他北返，徐达等人都不同意，“恐贻后患”。朱元璋却坚持己见，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到蒙古。

有的时候，朱元璋的宽大仁慈甚至到了“演过头”的程度。如元军林元帅在应天被俘，朱元璋让他出任原职，权力不减。但不久他又拉着队伍逃往杭州。朱元璋得到消息说：“林思旧主，既去勿追。”不加阻拦地让他逃跑。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长久地把自己的本性深深地掩藏起来。当然，一旦形势变化，不再需要他继续表演，他会马上露出自己的獠牙。

比如统一战争进入后期，天下大局已定，朱元璋就停止了他优待俘虏的政策。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大将徐达攻下了张士诚领地内的高邮，朱元璋要求将那些没用的俘虏一杀了之：因为大元天下马上会成为朱元璋囊中之物，他不再需要用优待俘虏政策来收买敌人的军心了，留着这些俘虏，只能意味着浪费自己的粮食。然而徐达不能准确理解朱元璋的意图，杀俘不够彻底，接下来攻打淮安时，也没有继续杀俘，气得朱元璋于龙凤十二年三月写了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不多杀人：

吴王旨令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个。今军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头目青黄旗招诱之力，不是你的功劳！如是三月已过，淮安未下，你不杀人的缘故，自说将来！依奉施行之。

次年八月，朱元璋再派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征张士诚，俘虏了张军六万人。朱元璋签发了亲笔密令，要求处死大部分战俘：

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敌军及首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叫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敢的留一两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

这封亲笔信显示，这一役朱元璋部至少杀掉降卒四万。

第五节 收买文化名人

朱元璋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他与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的知识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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