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二元结构的封闭式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铜墙铁壁，曾经把人牢牢束缚在户口所在地上。离开了户口本，一个人无法领到口粮，也无法找到工作。即使在户口制度已经大大松动的今天，办理户口的程序也依然严格而复杂。除了毕业分配和人员调动等少数情况外，一般外来从业人员很难获得所在城市的户籍。

在大多数国家，公民有在自己的国家内任意迁徙的自由，并不需要公安部门的同意。农民在城里找了份工作或者买了间房，搬家进城，立刻就成城里人，并不需要办什么“农转非”。同样，公民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也不需要办理什么迁转手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多数国家，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并没有“城里人”、“乡下人”，“本市户口”、“外地户口”的区别。

同样，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公安部门并无权掌握公民个人的详尽信息，也不靠户口来管理社会治安。比如在加拿大，唯一与户口本类似的证件——出生证是由医院出具，并可保留复印件，原件由个人保存。而中国的户口由公安部门开具，并保留在该部门。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户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国家户籍制度所没有的一系列特点：社会分割性、二元强化性、等级性、世袭性、超稳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征。

在大明王朝的户口体系里，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户口有官员、普通民籍和贱籍之分。有些人生来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有些人生来则受歧视。比如官员人家可以享有优先做官（荫补）的特权以及减免税收的资格，而军户、乐户和丐户等被列为贱籍。这种等级分明的精神仍然活在当今中国，只不过被简化成了两大等级：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在明代，户口的最主要功能是为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业。对比之下，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样是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笼罩了一切社会成员的社会治安网络。今天的街道基本复制了里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着辖区里所有的“丁”、“业”情况，以备政府掌握。

传统与现代，在当今中国的各个层次交错重叠。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扫荡掉古老民居。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

第六节 不许官员下乡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这张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传统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和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原因在于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们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作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

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情节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每个部每个司每个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制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他们进行精细化管理。

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他严禁官员们公余出去“潇洒”，规定“官吏嫖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得再当官”。对官员们的限制性规定的琐碎苛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规定，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因公出差，按级别可以坐官马、公车、用官驼等者，除了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的私人物品不得超过十斤。违者，超过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棍为止。坐船的可以多带些，但也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棍为止。家人随从者，都不许坐公车。如果谁贪小便宜，求官员帮他带私物的，这个人与官员同罪，所寄之物没收。”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个奇怪的规定：

不许官员们下乡。农民的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来的官员，都是来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我在民间时，亲身体验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查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下乡，百姓见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师，由他亲自处死。

这条规定把官员捆在了官府里，与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朱元璋条条绳索的捆缚下，官员们的主动性、自由度被压缩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第七节 “一个字也不许改”的《明皇祖训》

朱元璋精心编织蛛网，当然是为了网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织网织得太顺手，一不小心，他不仅把平民、官员网了进去，甚至把子孙皇族也牢牢网住了。

朱元璋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的、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查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他们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

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弱点：所谓“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朱元璋当然意识到了他创造的这一体制的弱点。他时时刻刻担心他的后代们丧失了责任心，胡作非为，导致他设计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陷入混乱，如果那样，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仅仅要决定他生时的帝国面貌，他还要预先设定好他死后每个接班人的行动轨迹。

因此，他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亲爱的子孙们。

在序中，他这样告诫他的后代们：

你们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贫，长大了又值兵乱，二十四岁就当兵，头三年是小兵，后来一步步上升，这个过程中我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年，终于一统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伪，我深有研究。

群雄都是天下最强悍诡诈的人物，最难制御，我已经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变得越来越奸猾，最难统治，我也已经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建国前，我就开始制定统御天下的法律规章，十多年间，不断修改，务期详尽，现在都已经出台了。颁布之后，效果不错。

现在，我又做这《皇明祖训》，作为我们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贴在西厢房里，每天早上晚上阅读、修改，以求万无一失，首尾六年时间，大改了七回，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你们做皇帝就好做啦！

凡我子孙，都要严格服从我的这个详细规定，不许自作聪明，违反我这个成法。一个字也不许改！如果你们果然听话，那么咱们老朱家的天下一定会千秋万代！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字也不许改”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内容。

在这本书里，朱元璋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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