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命，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

因此祭祀城隍的过程，也是一个愚民的过程。他本人曾坦率地对宋濂说，尊崇城隍的目的，不过是威吓百姓而已：“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

第五节 一封奇特的公开信

用今天的眼光看，“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合理性十分可疑。针对这个词语，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可以发出许多置疑，比如：

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谁有资格制定道德的标准？谁有权力强迫别人实行他规定的道德规范？

由朱元璋来“教育人民”的资格则更为可疑。这个前文盲、强盗，开国前曾经忘恩负义淹杀小明王，在他人抗元之际与元政权暗通款曲，开国后又大肆屠戮功臣，他用铁的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质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然而，在当日，由他来教育人民，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中国的经典里说，中国的官员对百姓负有三种责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即领导人，羊群中的头羊；“作之亲”则还是百姓的父母，要把百姓看作孩子来看管，要照顾他们，要爱护他们，要养育他们；“做之师”，则说明领导人还要负责做民众的老师，他们不懂，就得手把手教他们。

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国有”的，也就是被战争的胜利者所有。被谁“化”，朝什么方向“化”，“化”成什么样，老百姓是没有权利过问的，就像牲畜没有权利选择它的饲料一样。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流氓还是强盗，一旦取得天下，成为天下人民之主，就证明他得到了“上天眷顾”，有驭天下之“德”，他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还因成功地掌握世俗权力而被证明掌握了世间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因此不仅有资格成为世俗生活的主宰，还是精神世界的主宰。

在皇帝和官员眼里，老百姓不论多大岁数，在心智上都是长不大的儿童，“三十而立之类，似乎只是士大夫的人格成长论，老百姓是被当作永远不会成长的，因为老百姓不管二十岁还是八十岁，都必须由外力去保护他们，使之不受腐蚀”。统治者将老百姓“儿童化”，将自己“家长化”，人民既为“子民”，官僚就是“父母官”。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什么岁数，只要走进仕途，辈分和学问马上见长，就比百姓成熟得多，正确得多。

基于皇权无限的逻辑，朱元璋的政府是典型的“全知全能政府”。这个政府不仅仅要实现“镇压之权”，还认为自己是正义与公理的代表，有权对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直至思维方式进行全面控制。朱元璋不断教导民众何为美好生活，甚至直接规定百姓们的生活细节。

英国政治思想家奥克肖特说：“人类在心智上的限制决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预测事件能力上的限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那些关于何为美好生活的教导，因为这是对我们自己判断力的蔑视。在现代社会，任何集体的伦理目标，无论在他人看来何等高尚，都不能强令个人尊奉。这不但是因为个人天生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且因为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需。”

朱元璋当然不会明白这些道理。他执着地认为，只要有好心就不会办坏事。因此，他像一个热心的街道妇女干部，直接走进每户人家，教导他们如何正确生活。

他管百姓的家事。在农村生活中，他看到百姓家里经常因为分家等事闹纠纷。他认为，统一百姓的分家方案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在《大明律》里他明确规定，每家每户的产业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如果这家人迟迟不立嫡长子，就要受到杖八十的惩处。只有当大老婆年五十以上又不生子者，才能立小老婆的儿子。即使立小老婆的儿子，也要立她的大儿子，否则与不立嫡子同罪。朱元璋又规定，在每个家庭里，一切财产只能由大家长来支配，不许随便分家，“别籍异财”受到严格的禁止，家里的晚辈不经家长同意，花了家里的钱，就直接触犯了《大明律》，要受到刑事处分，每花二十贯笞二十。

开国之后，广东的两位军官，都指挥使狄崇、王臻，妻因夫贵，按规定被册封为淑人。后来他们的老婆死了，把妾扶了正，奏请册封其妾为淑人。

这看起来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朱元璋却极为重视，专门召集满朝重臣开会，进行专题讨论。宰相李善长和礼部官员发表意见，认为“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妾不可为嫡夫人”。于是朱元璋驳回了两位军官的请求，并且因此颁布条例，规定不许扶小老婆当大老婆：“凡正妻在日，所娶侧室则谓之妾。正妻殁，诸妾不许再立为妻。”

朱元璋甚至承担起妇联职责，满怀义愤地替秦香莲们打抱不平。祥符卫指挥郭佑，取了妾后，和大老婆关系不好，把大老婆连家人二十六口赶出去另住，却把妾立为正妻，两人独门独院，过起了幸福生活。

朱元璋听说这件事后大为生气，把他贬到云南，并且教训天下人说：

“结发妻和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年，有儿有女了，当初日子艰难时两个人一起过来，如今他做了大官，正好夫妻享福快活，他却把他们娘儿们赶出去了，一天只给八升米，那二十六口人，怎么过？这样无情无义的，也算是个人？”他把这件事记载进了《大诰》，以杀一儆百，提醒天下所有官员不要忘了糟糠之妻。

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甚至管起了官员们的婚事。当时，他起用了许多太学学生做官，这些学生大都尚未婚娶，公余无事，难免有人眠花宿柳。朱元璋得知，直接给这些官员的父母写了封公开信，劝他们早点给孩子娶亲：

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及至进用后生，皆是年壮英俊。初，父母且贤，致令习学经书，通达古今，已成士矣。其父母宠爱之道，得其宜也。

至此之际，各各父母反为愚夫愚妇。子既年壮，公私作为，无有不可者。朕既授以官，且有厚禄，只身在任。朝出暮归，寒暑为之自调，汤药亦为之自奉。其父母愚而不与之娶，致令孤守厚禄，淫欲之情横作。一旦苟合于无藉之妇，暮去朝来，精神为之妄丧，财物由是而空虚，天生诚实之性，因而散乱，虽古智人君子，莫复其原，岂不难哉。

今以诰告，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即早婚娶前来，以固天生自然之性。不然，暂染娼优，污合村妇，性一乖为，莫可得而再治。其诸父母，早为之计。

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青年官员，一个人在任上，身边没个服侍的人，什么事都要自己操持。父母不给他们娶亲，他们手里有大笔工资，怎能不出去乱搞？一乱搞，又花钱又耗神。所以凡是在京当官的人的父母，都早点给他们娶亲吧！

第六节 大明帝国的教育体系

统一思想的最大障碍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本职就是进行思考，从而天然容易产生对一元化思想的离心倾向。朱元璋从源头上抓起，大力兴办义务教育，以此控制知识分子胚胎形成的规格、模式，使符合他需要的知识分子能成批量地生产出来。

朱元璋对办学非常重视，说，“学校之设，国之首务”，“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他把教育与农业一起视为“王政之本”，一直抓得很紧。早在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正月，大明开国前九年，他就曾于婺州开设过郡学培养人才，龙凤十一年九月又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明朝建立后，更大力发展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兴办了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级学校。

国学就是国子学，是国立大学。开始校址沿用元朝儒学的旧址，因为校园较小，朱元璋不断扩建，仅洪武六年一次就“增筑学舍几百余间”。但此地处于市中心的繁华之区，靠近弹筝吹笛之地，不利于学生静下心来学习。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亲自为新校区相基选址，选定在距离京城七里的鸡鸣山之阳，那里环境幽静，适宜攻读。朱元璋投入巨资，工部尚书陈恭亲自主持建设，洪武十五年，新学校落成，教学区、生活区、图书馆、食堂、菜圃具备，“凡为楹一十有奇，壮丽咸称”。五月十七日，皇帝亲临国子监“谒先师孔子”，又登上讲堂，亲自为学生们上了一堂课，内容是讲解《尚书》的《大禹谟》、《皋陶谟》、《洪范》诸篇，课后又宴请了全体师生。

国子监的生员通称监生，分为官生和民生两大类。“官生取自上裁”，是由皇帝指派，“民生则由科贡”，是由地方保送。在传统时代，这所大学规模可称得上非常宏大，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生员总数达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如果当时搞一个大学排名，相信国子监规模一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至于国子监的功课，则范围有点窄，主要有语文、数学、政治、书法、体育几类。语文课的教材主要有《四书》和《五经》。政治课的教材主要是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等，汉代刘向的《说苑》，录载可供人们取法的遗闻逸事，朱元璋认为熟读它，可教会人们怎样做人处世，因此列为必修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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