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沐英率领明军，对蒙古进行了第三次北伐。十一月，故元平章（平章为官名）乃儿不花等率数千骑入洮林口，掠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

可见直到这一年，朱元璋仍然离不开这些老乡作他的左膀右臂。

不过，胡惟庸案中，胡氏与一些将军们的勾结，让朱元璋胆战心惊。开国之后，他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军事政变的威胁。如果有那么三五个开国元勋与心险胆大的胡惟庸联合起来共同起事，他的大明江山还真有变色可能。

文官们对皇权的威胁再大，也没有武将严重。开国功臣和皇帝光屁股长大，一起分享过黄色笑话，深知对方并非什么神龙天子，不过一介村夫流氓，睡觉爱放屁磨牙，爱抠鼻孔和脚趾头。他们很难如同其他出身的臣下那样视皇帝如神明，对皇帝也难免跋扈粗率。这些闯过重重鬼门关的家伙，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胆量魄力和机诈权变。一旦动了染指最高权力之念，会比文官更直接，更有力，更不顾后果。一旦天下有事，他们不会放过“皇帝轮流做”的机会，所以历代皇帝们对武臣元老们无时无刻不提高警惕。

朱元璋本有多疑的毛病，凡事过分小心。长期的焦虑和强度过大的脑力劳动，使朱元璋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经常幻想也许有一天，这座宫殿被人一把火烧掉，子孙妻妾被掠去为奴作婢。一想到这些，他就浑身出冷汗。他成日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看见宫女太监偷偷溜他一眼，他就认为是在盘算他诅咒他；看见文武百官在殿上说话吞吞吐吐，就以为是要欺瞒他。尤其是天黑下来，一个人坐在禁城里，就揣想别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官员们有没有私下里交通？是不是有人正在灯下密谋造反？乡里有没有人聚众拜佛烧香？

显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他的心理状态已经不正常了。他自述道，自己经常“夜卧不能安席，常常因为想起一件什么可能危及帝国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成天到晚，他的心总是悬着，成天把定下的法度一遍遍从头细撸，看看有什么不安稳的。

所以在因胡惟庸案取消了丞相制之后，朱元璋又进行了一项重大军事体制改革。他于洪武十三年撤销了大都督府，改设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以分散中央军事机构的权力。他规定五军都督府管兵籍，但无调动军队之权，兵部掌军官升迁，但无直接指挥军队之权。

所谓“征伐则（皇帝）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明史》卷八九，《兵志》），“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春明梦余录》）。

这样，既可防备将领擅调兵力发动叛乱，又使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

诛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又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这些都是震动全国的重大举措，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出乱子。为了防止意外事变的发生，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了上述对功臣的一系列安抚措施。

第七节 只有亲生儿子信得过

朱元璋做事，总是考虑得极为长远。事实上，早在开国之初，他就盘算过制衡武将的问题，并未雨绸缪，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

虽然朱元璋十分重视地缘，但是和血缘比起来，这种重视就不值一提了。说实在的，天下诸人，他只信得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们。

洪武三年，虽然二子不过十六岁，三子不过十五岁，四子不过十一岁，而最小的儿子刚刚一岁，他就先于大封功臣之前封诸子为王。他在诏书中说：

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朕今有子十人。

前岁已立长子为皇太子。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凡诸礼典，已有定制。于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盘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

以诸子分驻天下要地，以“固内外之势”，“广盘石之安”，确保江山永在朱姓之手，是他在开国之前就画好的蓝图。他规定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法定其亲兵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卷一百一十六，《诸王列传序》）。

特别是北方塞王，掌握的兵力更为雄厚。比如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因此一个个实力雄厚，“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朱元璋对自己的孩子们无限信任，他规定，遇有战事，即使元勋宿将也要听藩王节制。

对于这种安排，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其不妥。因为强藩必然挑战中央集权，成为帝国长治久安之隐患，外藩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实在太多了。平遥县训导叶伯巨的看法十分典型，洪武九年，他上书言事，指出朱元璋“分封太侈”：

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现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认为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这番话入情入理，不料朱元璋见疏却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离间他们一家骨肉，要亲手射杀叶伯巨。经过群臣力劝，才没有亲自动手，不过叶伯巨终于为此事死在狱中。

以自己的子孙制衡天下武臣的构想虽然美好，无奈朱元璋的孩子们在开国之初都年龄太小。虽然朱元璋日夜盼望他的孩子们尽快成长起来，然而人的成长不像庄稼，不是多施几次肥就能催起来，所以这一构想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待以时日。在此之前，朱元璋只能耐下心来，对功臣们极尽敷衍之能事。

第八节 大屠杀计划：为太子保驾护航

专制制度的自私性使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开国君臣关系的脆弱性。皇帝与功臣的关系，经常在昨与今、情与理、势与义中纠结冲突，酝酿出一个又一个危机。

决定历代开国功臣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的年龄。学者郑宏卫在《开国功臣归宿论》中说，皇帝登基时年龄越老，对身后事就越担心，因此就越容易对功臣们动起杀机。比如刘邦，登基时已经五十五岁，因此他开了兔死狗烹的先例，开国时所封的七个异姓王，后来大部分或诛或伐，非死即亡，“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

相反，那些青壮年的登基者，则对控制功臣更有自信心。比如李世民登基时没到三十岁，刘秀不过三十一岁，而赵匡胤也不过三十四岁。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使用功臣勋旧，并无避讳。贞观年间，事无巨细，勋臣皆得过问。唐初开国功臣，绝大多数都大权重位，各展所长，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光武帝刘秀则取消功臣实权，保全他们的厚禄。光武之世，列侯只有“高密、固始、胶东三侯”参与国事，其他人都远离权力，但光武帝对他们礼貌周到，“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且“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至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更人我两便，被认为人情与形势两全，历代称为高明之举。

朱元璋开国之时，已经年过四十，不过仍算年富力强，所以他才高调宣布要保全功臣。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和健康状态的恶化，朱元璋与功臣们共富贵的信心越来越低。

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和繁忙劳累的国事，使朱元璋的健康受到了损害。

洪武初年，便“患心不宁”，害了心跳过速的病症，有时发高热，“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而对太子朱标能力的担心，使他在身病之外又患上了严重的心病。

虽然早就知道长子朱标性格柔弱，但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宗法情绪特重，对立嫡立长原则毫不动摇。早在称吴王后，他便立朱标为世子，即帝位后又马上立为太子。

为了把这个资质平庸的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朱元璋费尽了心血。

洪武元年十一月，他下令在宫中建大本堂，搜集古今图籍充实其中，征聘四方名儒教授太子。朱元璋经常亲自布置太子的课程并亲自检查。洪武五年十二月，太子刚满十八岁，朱元璋即命“今后百司所奏之事，皆启皇太子知之”。洪武十年起又令天下大小事务，都要先由太子拿出处理意见，再报皇帝：“自今大小政事皆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然而，朱元璋的心血，并没有太多收获。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随着时间的发展，朱标的仁柔懦弱不但没有什么改进，相反在朱元璋的严格而急切的要求下，变成了木讷胆怯，做事越来越畏手畏脚，没有主意，处理事情颠三倒四，经常惹得朱元璋发火。越到老年，朱元璋越相信，这个孩子不可能成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开始怀疑在自己身后，朱标能否驾驭这些老资格的虎狼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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