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洪武初年，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则承平久矣，户口繁矣。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二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世宗嘉靖实录》卷一〇二）也就是说，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根据黄册户口数字的统计，人口已经达到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但到弘治四年（公元年）造册时的户口数目，人口反减至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明会典》卷九，《户口总数》）。按理，洪武年间兵革初息，弘治时则承平百年，加上贵州等边远地区都已经开始纳入户口统计，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只能说明黄册制度已经失去效用。

朱元璋制定黄册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富户多承担赋税，从而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所以他将普通百姓为分“三等九则”。关于上、中、下户等的划分，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富户除了正常税赋外，还要承担协助政府收税等任务，贫户的负担则十分轻减。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之后，实际情形完全颠倒过来。基层官员们通过造册，大量营私舞弊，他们不按照实际情况录入人口、田产信息，通过转嫁，造成了穷人多交税役，富人逃避税役的现实。有实力能钻营的富户，在黄册上都被列为了“下则”贫户，而一些贫户却被无端编在了“上则”和“中则”之中。史学家顾炎武就说：

夫审户者，原以分别贫富当差，为贫者便。而今曹邑数十年来，豪强户尽行花诡，尽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并户。县官耳目不及周至，贫者并，富者除，往往皆然……卑县（万历）三十三年到任之初，犹执前定户则以拘头役，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比册中所戴中等户则也；其所称下下户者，皆富厚之家所支分节派而来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九）朱元璋制定黄册制度，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持户口分类制度，防止人口自由流动。到明中期之后，这两个目标都完全落空了。

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说：“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

然而到了正统五年，明朝控制力下降后，军户逃亡者居然达一百二十万人（《正统皇帝实录》）。卫所士兵远远不及规定，有的只有一半，有的不到十之二三（《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严武备》）。

更为严重的是，普通民户也开始大量逃亡。

宣德时期（公元1426-1435年），江南太仓县的情况是：

忱（指周忱，时为江南巡抚）尝以太仓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公元1393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又皆逃绝虚报之数。（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隆庆时期（公元1567-1572年），福建省福宁州的情况是：

吾州之籍，自嘉靖以视洪武，户减三之二，口减五之三。自今以视嘉靖，不能加其什一。（《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二，《福宁州志》）万历时期（公元1573-1620年），江南应天府的情况是：

……（应天府）图籍，嘉靖末年户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才及五分之一……（同上书，卷十四，江南二，应天府）这几个例子可见明中晚期民户逃亡之普遍。这种情况下，里甲制度也维持不下去了。大多数地区“里甲寥落，户口萧条”（《陕西通志》卷八十六，《备陈灾变疏》），“里无完甲”（《皇明诏令》卷二十）。

嘉靖时期，江南某些地区，“有一里仅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三）。

明末陕西的情况，“有一里一百一十户内，止存十余户者，有一甲十一户内，止存十余丁者，有数甲全逃者”（《皇明经世文编》卷一〇五，议复陕西事宜疏）。

由于这种情况，人们开始称黄册为“伪册”：

国初田粮皆有定数；自洪武以来，凡几造黄册矣，然今之粮皆洪武初年之粮，而今之田则十二三耗，非拱武矣……又况猾民作奸，乃有飞洒、诡寄、虚悬诸弊，故无田之家而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其轻重多寡，皆非的数；名为黄册，实为伪册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六）

这个时期的黄册，早已完全丧失了管理户口和合理征收赋役的作用。

每见十年大造，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官府每当奉命造册的时候，照例是一再拖延，直到拖无可拖时便敷衍塞责，照抄旧册，一字不改，“天下大造黄册，率皆誊写旧本，无一实数”（《后湖志》卷十）。后湖黄册库人员把有些地区送解来的新册与上次旧册查对，竟发现在丁口、事产、开除、实在各个方面，新旧两册完全相同，也有一些在新黄册中仍然登记的人户，其实早在一百数十年前便已全户死绝，在历届黄册内也注明是绝户，但每年还是要照抄一遍，下注“绝户，事产俱无”。不敢把这些户从册籍上勾除掉，为的是怕被后湖黄册库查驳。

更滑稽的是，有些地区的黄册上所记的人丁不少是年达百岁以上的。

据计算，万历十一年（公元1582年），仅扬州府兴化县一县之内，即有百岁以上人口的户达三千七百余户之多，每户往往又有这样的老人一二人甚至多人，其中有人无产的又有二千九百余户（《后湖志》卷十）。这种怪事，显然是由于造册人员一味抄誊旧册，每次普遍递加十岁而造成的。清初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经还向顺治帝报告过，明末有些黄册所开人户姓名及其事产，仍然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姓名和数目。

既然黄册已逐渐丧失价值，于是就出现了一套专供州县衙门实际应用，而又不往上报的册籍，当时叫实征文册，或叫实征黄册，也有叫做白册的。

《古今图书集成》就当时的情况说：

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摇，自为一册，曰白册。（《户口总编》卷十八）最后，明王朝不得不以一条鞭法①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黄册制度。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黄册制度本可以寿终正寝，但在“祖宗旧制”的威力之下，黄册每年依然按照旧例层层编造上送。黄册制度不再有任何积极意义，剩下的完全是弊端和祸害。它从编造、申解、保管、查驳到补造这一系列过程，也就退化成一个彻底的反复科敛舞弊的过程。

①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

第四节 黄册的最终命运

明朝灭亡之后，弘光小朝廷终于发现了黄册的用处：他们把这些档案用做了造甲和火药的原料。

这一发现并没有挽救南明政权。清军大举南下，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南京。他们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参观了这个充满传说的黄册库。他们惊讶地发现，尽管明朝在崇祯十七年就灭亡了，但黄册库中最后记载的，居然是崇祯二十四年的户口人丁数字。原来这是崇祯十五年最后一次编造的黄册中，各地官员为了省事预造出来的。这成了人们叹息明朝的一个最好例证。

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档案馆的黄册库至此灰飞烟灭，以致后世学者要研究这一著名制度时，几乎找不到一本存世的黄册。而2010年初我慕名去玄武湖参观“黄册库旧址”时，发现那里只有一栋现代的粗糙的钢筋混凝土仿古小楼，里面陈列了几张质量很差的史料图片而已。

第二部 终结篇

第一章 权力的奥秘：朱棣

第一节 朱元璋的纠结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韵。“形神毕肖”，望着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四个字。

皇帝这个职业一直使朱元璋感觉有点别扭：譬如穿了别人的衣服，有的地方长，有的地方短。如果按自己的直觉，他会毫不犹豫地立老四为太子。

但是，“皇帝职业守则”说，必须传位于嫡长子。据说，天理注定如此，又说，这是无数代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这些说法的来头之大让他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想法，可现实却一再让他犹豫。

本来，有许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说就留了形迹。朱元璋自成年后，几乎从未和人说过心里话。可惜太子朱标悟性太差。就在他一次次下手屠戮功臣时，太子却傻乎乎地一再要求他慈悲为怀，逼得他只好破戒。他屏退众人，拿了一根荆条扔在地上，叫太子去捡。太子面有难色，然而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只好挑明道：“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刺摘了给你，岂不是好？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杀了他们，你才能当这个家！”

没想到太子直通通地回答：“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因他残暴，才把大家都想象坏了。气得朱元璋当时就抄了把椅子，向太子头上砸去。算是太子命大，没有砸中，抱头逃走。朱元璋却气得犯了失眠之症，一连半个月没睡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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