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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北),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
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当利益这根缰绳不能把人们引上为他所用的方向时,朱棣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暴力的鞭子。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翻检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记录会发现,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
第一十四节 政治就是表演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
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
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树上,并且教训道:“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
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晋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
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代的“数据库”)《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士人的极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士人立刻掉入彀(gòu,圈套)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
他们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
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
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
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
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
第一十五节 “此上命也,奈何杀臣!”
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威慑的鞭子还得时时高悬,让人民不要得意忘形。
有人说过,当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屠夫,身边就需要有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个杰出的屠夫,然而却绝不轻易亲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识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残酷的酷吏,作为自己的鹰犬,替自己杀人。“君主应该自己施恩,让别人代为受过”,马基雅维里的这句名言被朱棣运用得出神入化。
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横行的时代,纪纲、陈瑛、郑赐,都成为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们除掉一些潜在的政敌和自己看不惯的大臣,却不落痕迹。每当这名酷吏树敌太多作恶太甚之时,他再毫不犹豫地除之,也算是“为民除害”。上述最为朱棣卖命的酷吏,除郑赐是忧惧而死外,另两人都是被朱棣杀掉的。
梅殷是明太祖的驸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梅殷是托孤大臣之一。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然而他内心却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朱棣对此一直嫉恨于心。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时,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挤到金水桥下溺死了。妹妹宁国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闹,朱棣命人严查,遂把故意挤撞驸马的两名锦衣卫军官抓起来要处死。两名军官没想到,为朱棣卖命最后竟然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吵大闹,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去斩了,然后以隆重的礼节厚葬梅殷,亲自志哀。满朝大臣和朱棣默契于心,然而大家均行礼如仪,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国政治史上的又一出经典小品。
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就连特务们,也都在其他特务的监督之中。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帝国上下各个阶层,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
朱棣的天下,由此如磐石之安。
第一十六节 大奸亦大雄
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帝王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声像一杆鞭子,鞭策他们成为千古明君。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创立引人注目的功业,一半是由于他豪雄阔大的天性,一半是由于显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数兴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他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即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诸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八十万大军攻打安南(越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
永乐的行动相当一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他热衷于制造天朝强盛万国来朝的热闹氛围。耗巨资下西洋,用商业利益招徕七个东南亚国王来中国朝觐。他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几次并没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偿失,在勉强维持二十二年后,明帝国不得不再次恢复了安南的独立。
然而,除了对荣誉的渴求,朱棣的种种铺张举动还有另一层动机。又一次与朱棣不谋而合。他在“君主应如何作为以赢得崇敬”一章中开宗名义地说道:“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事业和非凡举动。”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样前无古人的壮举让人永志不忘。“惊人之举出声望”,伟大的君主“总是这样,干完一件大事便又筹划另一件大事,让臣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每当看到结果则又目瞪口呆。这些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此一行动和下一行动之间不留一点空隙,人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用来反对他”。
事实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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