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

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朝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做农民”。

而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

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以及摧富益贫的口号，最初都是由儒家创始人提出来的，不是造反农民的发明。

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

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

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第三十节 “贼之失势在止”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

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

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chuō）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张军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如鬼蜮（yù）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

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部惯于“以走致敌”。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在进入四川之前，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

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我（指明军）无所不守，彼无所不攻”，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则困不住，要追则追不上，经常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帝国。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不见踪影。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这是他不能确切占有边远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户部主事张绍彦说：“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这确实是至理之言。张的军事优势正在流，一旦静止下来，由进攻变成防守，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在停止流动之后，他们被迫打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

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由于战线越来越长，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一个个又变得强大起来。

第三十一节 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不久，明朝将领先后占领了四川东部和南部的綦（qí）江、宜宾等重镇，逐步开始向川西平原蚕食。

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近二十年间，他曾经无数次走投无路，不也是过来了吗？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张献忠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历史教科书上难以见到的现象出现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

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

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清人彭遵泗著《蜀碧》更载：

蜀民共起，杀伪守牧令判等官。贼所破郡县置守牧令判等官，缉捕百姓。时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杀贼。一时伪官或刺于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于水，几于殆尽。

在南充，原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渠县进士李含乙，永川刁、古二族，顺庆谯、冯二姓，潼川杨先志、林时泰，詹州陈铁脚，岳池刘武举俱起义兵。

川西原明朝军官朱化龙“敛兵自守”，也割据一方。黎州土司十六岁的马京起兵反抗，“得兵万余，恢复雅黎”。在张献忠实际控制区内的百姓也纷纷起义，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櫌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越来越多的人踊跃参加官军。《蜀警录》载：“曾英至重庆，驻兵江上。招集难民入伍，舳舻百里，旌旗蔽江。”明军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第三十二节 两个传教士的回忆

张献忠始则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沐风栉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帝国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中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张献忠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了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

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上去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沿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

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评论的：

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和葡萄牙的安文思。他们分别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和十三年（公元1640年）来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进入四川传教。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相处一年多。逃出张军后，其所见所闻载入《圣教入川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厉害，也越来越依赖看他人流血来寻找一点刺激。他们经常见张献忠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

某日，张献忠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精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溺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

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神父们的好友、礼部尚书吴继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马匹给各军，请示张献忠开列名单，以此细故而触怒张献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为张献忠所宠，因为冬至节祀天，未遵张献忠令读条文，以致冒犯张献忠，被鞭打至死。还有位官员，因谏张献忠少杀无辜，而被重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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