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的周培公一脸憔悴，张长庚当然知道这个得力的手下到底为何如此，对于想运粮去成都的闹剧，湖广总督也有所耳闻。在谈正事以前，张长庚觉得有必要先谈谈这件事，虽然总督衙门对武昌商行收购走私货物谋财的事情不闻不问，并从中收取好处，但这并不表示当遇到可能威胁总督利益的时候张长庚会不闻不问。

    “运粮去成都断不可行。”张长庚严令周培公必须挺住，绝不许在鹰派的压力下屈服：“至于那些走私货物，难道就没有什么其它办法可想么？”

    所有的货物交易总督衙门都能收一份黑钱，所以让大量的货物积累在仓库而不交易也不是张长庚愿意看到的。

    “这事确实不容易，邓提督这个人很有棋品，只要在和他商量好的规矩里办事，哪怕把他赚了他也不会生气，反倒会称赞我们手腕高明；但如果我们先出千，邓提督搞不好就要掀棋盘了。”周培公摇摇头，眼下这套补偿方案运行得很好，虽然有些不足，但确实能够让鹰派集团、周培公本人和湖广总督都受益，如果坏了规矩引起邓名的报复，那说不定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我们有太多的把柄在邓提督手里了，他又这么厉害。”周培公连声叹息，流露出了对邓名明显的畏惧。

    “狐假虎威啊，这条计谋邓名竟然运用得如此纯熟。”张长庚察言观色，知道周培公对邓名畏惧甚深，也忍不住长叹一声。

    “狐假虎威？”周培公有些反应不过来。

    “是啊，邓名说破了天也不过只有一府之地，本官乃是堂堂的湖广总督，南昌的张巡抚、江宁的蒋巡抚，还有漕运总督，哪个不是封疆大吏。如果不是邓名借了朝廷的虎威，谁会怕他？”张长庚自问，若不是怕武昌丢失导致自己家破人亡，凭借湖广的力量绝对可以与邓名周旋，就是靠着湖广大片土地和众多城池，拖也能把根基浅薄的邓名拖得动弹不得，而下游的两江更远远不是邓名能够依靠手中那么点兵力征服的。真正可怕的是北京，正是因为对清廷的恐怖，才让这些满清地方官生不出和邓名死拼的念头。

    周培公体会了一番张长庚的话后，也深为赞同地点头称是：“总督大人高见，这正是狐假虎威之计。”

    “反正运粮去成都绝对不可行。”张长庚再次强调。

    “明白，下官绝对不会如此糊涂。”周培公应承道：“邓名虽然诡计多端，但他手下却没有像样的，他总不能总在武昌这里盯着，下官认真应对，总会有破绽露出来，到时候只要我们没有坏了他的规矩，邓名也就无话可说。”

    “嗯。”张长庚不再在此事上多做讨论，而是把蒋国柱的书信取出，交给周培公：“这是江宁巡抚的来信，他想从我这里把你借去一用。”

    周培公急忙接过张长庚递过来的书信，认真地看了一遍，有些吃惊地叫起来：“他怎么知道湖广这里的事的？难道是邓名告诉了？”

    “他不知道，蒋巡抚完全是在瞎猜，想诈一下本官。”张长庚冷笑了一声。刚接到蒋国柱的信后，湖广总督也有些吃惊，第一个念头也是以为邓名泄露了口风，但又仔细地读了一遍蒋国柱的私信后，张长庚发现对方含糊其辞，从头到尾都没有明确指出湖广这边在通邓。如果张长庚不是自己心里有鬼，那完全可以把蒋国柱的信理解成在和他探讨虚与委蛇的可行性，求借周培公也可以被认为是武力、计谋两手准备。

    听张长庚仔细阐述了一遍他的分析后，周培公长出一口大气：“总督大人说得不错，江宁巡抚只是在疑心，但却没有真凭实据，我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不，我们要答应他的要求。”张长庚摇摇头：“邓名狐假虎威，借用朝廷的力量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他虽然还没有提出什么我们无法满足的要求，但你敢说等我们越陷越深后他不会如此吗？到时候我们不答应他，朝廷要杀我们的头；答应他，败露了，朝廷还是要杀我们的头。”

    “原来总督大人的意思是，”周培公恍然大悟：“我们拉蒋巡抚一把，让他做些比我们还过分的事，这样将来朝廷要追究也是先追究两江。”

    “本官说过这句话吗？”张长庚阴森森地一笑。周培公的想法本质上还是猎人和老虎赛跑，而在张长庚看来，除了赛跑以外，这还会是一种捆绑。通邓一事当然还是要尽可能地隐瞒，若是两江参与进来，那他们也得帮湖广这里隐瞒，从此湖广总督就不是孤军奋战。而且若是长江流域的地方官都采用这种策略的话，朝廷不但不会大范围给予最严厉的处置，还可能进行反思：“打个比方，本官听说有一个县官为了保住自己的城池去行贿虁东贼，那本官肯定会严惩不贷。如果有一个府这么做，那本官多半还会问罪，但也会斟酌一下，想想到底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是不是敌人势力强大。知府虽然行贿了，但并不打算投贼，而且保住了城池，这里面的功过利弊到底该如何权衡；要是好几个府都这么做，那本官绝不会急着追究，而是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这么多府县都被迫服软。”

    若是江南大面积通邓一事最后没能瞒住，爆发出来以后，张长庚相信清廷在震惊之余，也会意识到邓名实际是在利用北京的力量威胁南方的地方官：“等朝廷明白过来以后，不但可能大事化小，说不定还会修改失土即死罪的律法。制定这个律法的本意是为了对付永历的，他们专注于夺取土地，朝廷也必须针锋相对；而邓名和永历完全不同，善于取巧，那办法自然也就需要变一变了。”

    如果北京的政策变得灵活，张长庚觉得自己的手脚也就不再被绑得严严实实了，如果武昌不再是张长庚的死穴，那他认为自己对邓名也就有了更多的底气，可以换一副腔调说话了。

    “下官明白了。”周培公一点就透：“那下官这就去做准备，去江宁帮助将巡抚。”

    “好，不过这事终归还要朝廷点头，等朝廷下令让湖广派出援兵协剿，你就该动身出发了。”

    “遵命。”

    周培公恭敬地告辞退下，湖广总督却没有立刻离开座椅，而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事。自从出仕清朝以来，张长庚从来都本分地替朝廷效力，老老实实地给皇帝打工，除了自己该得的那一份例钱外，从来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直到部下谋杀胡全才的那一天之前，张长庚从来没有动过从朝廷手中抢夺权利的念头，那天他本来也是打算继续服从胡全才的命令，听天由命的。

    可在那天之后，张长庚的仕途就变得与之前完全不同了。清廷长时间的无暇西顾，这一年来湖广总督衙门可谓一手遮天，张长庚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插亲信、培植党羽，虽然常常处于邓名的军事压力下，当他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权利。

    而邓名的行动同样让张长庚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即使是狡诈勇猛如邓名，也需要客客气气地和自己讨价还价。邓名越是有节制地使用武力和威胁，张长庚就越能感到对方对自己掌握的权利的需要和依赖，这种感觉与日俱增，但在蒋国柱送来书信前却没有觉醒。

    当看到蒋国柱的书信后，张长庚才猛醒过来。湖广总督衙门的权利已经不完全属于清廷所有，而正在变成他的私有财产，不但邓名依赖他，代理两江总督的蒋国柱同样有求于这股权利。甚至北京的清廷，也会需要张长庚的权利——他不再是单纯的清廷在湖广皇权的代理人。

    “天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我熟读史书，按理说皇明统治海宇三百年，后面该有个多则二百年、少则百年的诸侯割据才对啊，大清这么快就一统海内了，这明明不合道理嘛。”张长庚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可以看到衙门前肃立的士兵。在胡全才时代，若是巡按求见，总督也无法拒不相见；不用说巡抚这样的高官，就是知府的任免也不是胡全才说了算，而是朝廷的授意。但最近这半年来，巡按再也没有在张长庚面前说三道四的资格，湖广总督的任命朝廷一概背书。周培公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武昌知府的任命，朝廷二话不说就同意了，现在就是张长庚想保举周培公当湖北巡抚，想必朝廷也不会反对。

    不过六个月独断专行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张长庚被自己刚刚生出的念头吓醒了：“我在胡思乱想什么？朝廷管不过来是因为郑成功大闹江宁。现在达素已经带着重兵去剿灭闽贼了，大将军手下可是有好几万绿营精锐的，还有禁旅八旗，我要是不安分，他从福建回来，一下子就能把我给平了。”

    恋恋不舍地收起刚才的幻想，张长庚又开始斟酌应付朝廷的对策。整个战略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联合两江总督衙门和漕运总督衙门，能瞒就瞒，瞒不住就搞法不责众，反正自己没有向明军倒戈，大节是没有亏的，委曲求全都是不得已。

    ……

    才回到知府衙门，卫兵就报告有一位四川来人求见。

    “于佑明，成都工业银行行长。”周培公念了一遍名片，他听说这个人手中有邓名留在武昌的负责人的荐书，就让卫兵把来人带到花厅用茶。整理了一下官服后，周培公就来到花厅会客。

    “于行长。”周培公言语非常客气，他根本不知道银行是什么意思，也不懂得行长是什么官衔。

    “见过周知府。”于佑明也一丝不苟地行礼。

    上次邓名组建常备军的时候，于佑明没能入选。对于这些不符合常备军要求的浙军军头，邓名都给了退伍将官的待遇，也就是同举人的津贴，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预备役军官的身分，据邓名说以后会有大用。

    但这次征召部队出征江南时，于佑明这些预备役军官并不在征召之列，带走的都是常备军的军官。于佑明等人依旧没有任何具体工作，他拿着津贴无所事事，除了锻炼身体就是在熊兰下班后找他聊天——之前和刘晋戈的冲突倒是让于佑明和熊兰结下了一些战斗友谊。

    川盐生意对成都的经济无异于一针兴奋剂，带动了工具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发展。于佑明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本来就闲得无聊，见银行业红火，就和其他一些同样清闲的人合伙办了个银行。

    “我是在安庆时追随提督的，蒙提督不弃，受命执掌一军，到了成都后卸下军职，然后就当上了这个行长。”于佑明简单地对周培公叙述了一番自己的经历。

    “唔。”周培公心中对来人的身分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邓名的心腹将领，卸下军职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此次来武昌多半也是有邓名的授意。

    “我可得认真应对，不要再被邓提督给坑了。”周培公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聚精会神地等着于佑明的下文。

    “听说武昌这里的商行需要欠条，我此次正是为此事而来。”于佑明虽然买了一个银行经营许可证，但在成都却没有能开展什么业务。

    不过在和熊兰、秦修彩的闲聊中，于佑明探听到了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邓名有意卡住武昌的脖子，划拨出一批只允许用欠条购买的食盐，用这批货物吊起武昌的胃口后，再购买一些成都需要的物资。

    前不久这个消息又有了升级版本，熊兰和刘晋戈都收到邓名派回的使者的通知，称武昌除了食盐外，还有一批其它的货物，也都是需要用欠条购买的。邓名的计划是，让武昌用船只、生铁交易欠条，然后再用欠条交换这些他故意囤积的货物。邓名此举除了帮助成都获得需要的物资外，也想趁机扶持成都的水运贸易商行，货物定价中就有给商行预留的高额利润。

    具体操作问题邓名并没有详细交代，让成都见机行事。他的预想就是组建一些商行，让他们从事这种贸易。但邓名的计划到了成都后，立刻就被他留下的官员按照各自的设想修改了。

    刘晋戈时刻牢记着邓名让他发展成都工业的指示，所以定下调子，凡是成都能够自己生产的都不能进口，以免破坏成都商行的生产积极性。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刘晋戈认为农具、粮食都不在收购之列，甚至就连进口耕牛、马匹也需要详细的论证，以免冲击成都马行的养殖热情。为了保护本土产业，刘晋戈还发下禁令，不允许进口货物在市场上出售。

    而熊兰不愿意发行更多的欠条，虽然邓名说过放宽限制，但他牢记那句“曹操的粮官”的威胁。在熊兰看来，现在武昌执行的记账式交易很好，不打算给武昌运去真的欠条，最好连一元也不要放出都府，免得他难以掌握。在熊兰的设想里，最好就是从武昌运一批货回来，在成都销售后，所得的欠条缴入官府，然后发给一个凭证，再送回武昌凭此取货。

    至于秦修彩，他最关注的是税务局能够抽到多少税，力主由税务局垄断这笔进口贸易。秦修彩全力支持熊兰的计划，声称他的税务局可以负责出具熊兰口中的那个凭证。

    不过秦修彩的计划并不完全符合熊兰的利益，他希望私人银行能够从中牟利，来提升自己的政绩。同样，这个计划也不符合刘晋戈的设想，他担心银行为了牟利会侵害他扶持工业的大计，从而让邓名对他的工作不满。

    由于三方扯皮，武昌的货物越堆越多，但成都方面却没有商行有兴趣、有能力展开进口贸易。

    利用和熊兰、秦修彩的私人关系，于佑明极力说服了他们，背着刘晋戈让成都工业银行从事这个买卖。整套流程就是于佑明在武昌购买货物，但是不支付欠条，而是由随行的税务局副局长朴烦出具凭证给武昌的货物总管入账。等这些货物销售换得欠条后，一部分纳税给税务局，另一部分成为工业银行的利润——邓名在定价中给私人商行预留的利润是很明显的，成都央行和税务局都迫切想从中分一杯羹。

    在得到不进口农具、牲口的保证后，刘晋戈也同意了于佑明的计划。他也想修复同浙江人的关系，他还建议于佑明优先购入生铁和草料，以帮助都府本地的制造业和养殖业。

    “不知道于行长想要什么货物。”听于佑明介绍过欠条凭证的方案后，周培公已经完全清楚了对方的身分：这肯定是邓名的亲信，奉命来从事走私活动，为成都购入急需的物资的。

    “农具，耕牛。”于佑明想也不想地答道。成都目前最紧缺的就是工业品和牲口，利润会非常大。要是购入生铁和草料，限于成都目前有限的生产能力，于佑明觉得多半卖不出去。至于刘晋戈的要求，哼，于佑明始终没有忘记被他痛打过一顿。

    熊兰和秦修彩也赞同于佑明的设想，他们俩人都更关注利润的问题。至于刘晋戈的禁令，那自然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在熊兰的指使下，成都工业银行还购买了一张铁匠铺和一张牛马行专卖许可，到时候进口货物摇身一变就成了本土商行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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