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收到林起龙的奏章时，顺治刚刚从索尼和鳌拜口中听到黄梧的建议，相比崇祯的那帮阁老，被顺治倚为左右手的索尼、鳌拜等人还是要诚实得多的。尽管索尼和鳌拜用词谨慎，但顺治还是立刻明白福建的战事比他想像的恐怕还要糟，如果水师不是被重创到完全没有进攻能力的话，黄梧肯定不会拿出这种先自损一千，以求杀敌八百的招数。

    “速传黄梧进京，朕要他面奏。”顺治立刻下令道，这个战略会给清廷的税收带来重大损失，迁海移民的花费也肯定不小。不过确实如索尼刚才所说，能节省每年数百万两的海防投入，而且若是完全断绝海贸的话，还能让郑成功蒙受损失，以满清占据的地盘之广阔，若是和郑成功拼消耗那断无不赢之理。

    不过在下这个决心之前，顺治要先亲自问过黄梧，以便彻底搞清五省水师的现况。若是让黄梧上奏章，第一，他有可能会照顾朝廷和地方大员的脸面而不尽不实，这当然对顺治做出正确判断不利；第二，他有可能会实话实说，在奏章上把五省水师的惨状如实道来，消息传播开来，对朝廷的威信、地方大员的脸面都会造成很大损害，顺治虽然需要想做出正确判断，但并不想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皇帝时间有限，大部分事务只能从奏章上听取汇报，不过禁海迁民这样的大事，顺治还是舍得抽出时间与黄梧见上一面的。

    不过禁海不禁海说到底也不会动摇国本，对清廷来说海贸本来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渔业和造船业相比农业来说也不值得一提。眼下更让顺治忧虑的还是沿着长江流窜的邓名，下令湖广派出协剿部队的圣旨才走了没有几天，这支明军就开始围攻扬州了。漕运和海贸不同，乃是清廷的命x根子，清廷给八旗发粮饷、供养北方、西北的战斗部队、安抚依附的蒙古王公，都需要南方钱粮，漕运是绝对容不得有闪失的。

    “虽然湖广未能将邓名拦截，但他本来只有几千党羽，后来在江西裹挟了几千，朱国治那个白痴又送给他万余，加起来也就是二、三万。”顺治看到林起龙的奏章后，顿时又是气不打一处来：“这回可好，扬州那帮贪官盘剥百姓，一下子让邓名裹挟了几十、上百万人！”

    几十万、上百万由漕工和贫民组成的大军，顺治并不看好他们的战斗力，在武装到牙齿面前的政府军前，这些流民部队根本就是任人宰割——现在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还没有堕落到太平天国时期，比崇祯时期的大明官兵战斗力也还要高一些，尤其是为明清倚重的陕西边军，杀手无寸铁的流民来绝对毫无压力。

    顺治担心的是他们的破坏力，有邓名的嫡系武力作为核心，江南的地方部队就无法把他们迅速驱散，几十万流民拥有把运河两岸的仓库、码头等设施破坏一空的能力。就算从抽调甘陕绿营来江南镇压，那也需要花费钱粮，而且若是把几十万漕工都杀光了，明年的漕船谁来拉纤呢？顺治觉得他从崇祯身上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外省军队入内地，现在他已经同意楚军进入两江协剿，再把秦军放进去……只有在确定江淮地区会为邓名源源不断供血的情况下，顺治才会本着“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的精神一拍两散。

    “这三百万两银子花得值得！”顺治看到林起龙的处理办法后，忍不住击节赞叹道：“关键时刻，还是林起龙这样的稳健老臣靠得住啊，梁化凤就是一个匹夫，就知道杀、杀、杀！那句‘奉旨讨贼，唯知有战！’，说得是痛快，但把人都杀光了，明年他给漕船拉纤么？这个人勇则勇矣，但不可委以大任。”

    虽然把梁化凤鄙夷了一通，但顺治心中责怪的意思其实也不重，军队还是放在这种匹夫手里才放心啊；尤其还是汉人的军队，更不需要一个文武兼备的统帅，再说不是还有林起龙这样老臣谋国的人节制嘛。反倒是湖广那个周培公，让顺治感到越来越不放心，不但有军事才能，听说还不屠城，在湖广士人中的口碑很好，现在居然两江方面也指明要他去协助对付邓名，如果周培公这次去两江时还能控制住楚军，不烧杀抢掠，把两江变成一片白地的话，顺治就要更加担心了——顺治也知道这很矛盾，他既盼着楚军击退邓名、还能祸害得轻一些，让他能够少免几年税；但也盼着周培公残暴无能，即使不是真的不懂得拉拢人心，只是靠屠城自污也好啊。

    对林起龙的灵活手腕，索尼和鳌拜也只有称赞，官吏盘剥百姓不新鲜，放在平时也不算事。不过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还盘剥就是蠢货了，就是死有余辜！崇祯才上吊十几年，这帮官吏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至于林起龙说盐商在运河上干的那些破事，顺治、索尼君臣都深信他们完全干的出来，绝非林起龙污蔑。这同样是一个时机问题，如果邓名没有打到江南，相比给朝廷提供大量收入的盐商，漕工显然无足重轻，那时顺治根本不会关心这种小矛盾，就算听说了也会一笑置之，顶多轻飘飘地说一声“无奸不商”，若是激起民变的话，漕运总督的河道官兵自然会进行镇压；可在邓名威胁漕运的时候，这种问题就要另当别论。

    林起龙在危机关头迅速做出了正确选择，用漕运官吏和盐商的脑袋收买人心，应对得当。失去了这几十万百姓后，邓名就又只剩下那一、两万党羽，最多在加上马逢知和张煌言这两个盟友，清廷对付起来也就会轻松得多了。

    清廷毫不犹豫地给林起龙的处置背书，除此以外，林起龙如何弥补府库的亏空也是顺治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挪用漕运物资的话，扬州府肯定拿不出多少白银，林起龙掏出来安抚百姓的白银肯定主要是地方缙绅提供的。

    虽然林起龙已经说明他会在填充府库后再偿还借款，但顺治怕他有所顾忌或是拉不下脸面，就急忙给林起龙去旨，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漕运和府库绝对不能吃亏。若是还不上缙绅的借款也没有关系，朝廷可以根据林起龙的名单给这些缙绅牌匾，如果有人想要功名的话，顺治也可以赠与。

    这次靠着林起龙的正确应对，江淮有惊无险的渡过了一场大劫，但只要邓名一天还盘踞在瓜州、镇江，清廷的漕运就危如累卵。

    “不知道漕运到底安危如何，林起龙有多大的把握。”如果漕运崩溃在即，邓名已经拥有了随时切断大运河的能力的话，顺治觉得最正确的战略就是收缩兵力：北面减少给甘陕的军费，让李国英退回保宁；南面要把吴三桂从贵州调回来，把孙延龄从广西拉出来，尚可喜的广东也可以放弃半壁、退保广州，其中最难办的是吴三桂，不过就算用湖南交换也要把西南大军调回来，以确保长江、运河的安全。

    若是把放弃贵州、广西和部分广东，把西南大军抽回，长江流域和大运河就会迅速转危为安，不过这种战略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上次依靠南明三王内讧才把永历、李定国逼入绝境，虽然云南得而复失，但李定国领土损失超过七成，基本是等死状态，只要清廷缓过一口气就能把他也赶去缅甸。但吴三桂大兵一撤，那李定国就会恢复西营原先的领地，下次可未必还会有三王内讧这样的好机会，再想击败李定国这样的名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多半还要用湖南来交换吴三桂放弃他的藩国，尚可喜没有藩国但同样需要补偿军费，孙延龄那边也不能一点儿不给。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还要承担永历卷土重来的风险，不到万不得已顺治也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暂时看应该还没问题，”索尼谨慎地评论道，全面从西南撤兵代价太大，任凭谁看到永历只剩一口气时都舍不得前功尽弃，而且这次撤兵可能会让天下人认为清廷已经承认失败，或是让他们认为满清对永历无可奈何，后果难以预料：“湖广、江西的漕船虽然有损失，但大都成功抵达扬州，应缴的钱粮并没有短少，这说明邓名水师十分薄弱，无法切断长江、运河运输。这次扬州遇险也是被他抓到江民、漕工闹事的机会，现在依然都被林起龙劝走，邓名就会被打回原形，无法继续威胁漕运了。”

    “说得很好。”顺治一琢磨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放心，转头吩咐侍前侍卫道：“这几天若是扬州有军情送到，不管早晚立刻呈送御前。”

    “喳！”

    “之前湖广、江西的漕运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从这点上看邓名确实没有威胁漕运的能力，就是不知道他从朱国治身上捞到了多少好处，还有这次围攻扬州后他的兵力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邓名实力没有增强多少，而且百姓也确实如林起龙所说纷纷散去的话，那几天后邓名就会执行撤退或是被扬州击退。”顺治在心里仔细地理了一遍思路，力求让其完美无缺、无懈可击：“若是十天内扬州来报告，邓名已经退兵了，那问题就不大，可以从长计议，不需要莽撞行事。”

    “传旨……”顺治觉得有必要亲自见林起龙一面，既然他都肯为禁海的事情见黄梧一面，那漕运当然更要亲自问过才放心。如果邓名如他所料退兵、扬州不再需要漕运总督坐镇的话，顺治就要林起龙亲自押送漕运进京。与林起龙、黄梧进行面谈，顺治很有把握可以不受下面人的蒙蔽，切实掌握前线的实情。

    “关键就是看邓名是不是会退兵了。”退朝后，顺治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如果邓名始终不能被击退，那江淮方面的事态就很严重，需要他认真考虑暂时放弃西南确保江南的战略了。

    ……

    在顺治结束御前会议的时候，林起龙高兴地得知邓名已经开始履行协议，带着明军和那些漕工的孤儿退向长江。

    “只要邓提督不一定要拿下扬州，我和他就没什么不能谈的，”林起龙发现相比蛮不讲理的清廷，他更容易与邓名达成共识：“只要扬州不丢，我总能和朝廷解释。”

    在明军撤退回镇江的时候，满清官场中刮起一股谣言，那就是达素大败，郑成功在厦门击溃了五省水师。不过大部分官员对此也是存疑，毕竟他们还不知道黄梧的建议，所以不敢说五省水师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但是不管五省水师是不是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蒋国柱都明白两江暂时别想得到有力的增援，达素肯定要无限期地呆在厦门，张煌言的舟山根据地不会受到威胁，更没有办法让邓名感到压力。因此邓名刚一返回南岸就遇到了江宁派来的使者，蒋国柱痛快无比地把一百万两银子还给了邓名——他和梁化凤各五十万两。

    对于邓名依旧只要一百万两，蒋国柱有些不解，根据他对邓名的理解，应该是要他们一人一百万两才对。但邓名对蒋国柱的使者解释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种角度，邓名说过他会来向胜利者要一百万两银子，蒋国柱和梁化凤虽然改变了组合，但胜利者只有一方，所以邓名向他们要一百万两；第二种角度，梁化凤和郎廷佐组合是一百万，也就是说每人欠他五十万，蒋国柱和管效忠组合也是一样，这样加起来还是一百万两。

    “协议就是协议，虽然是口头协议也要遵守，达成协议前我会尽力争取更好的条件，但不会事后毁约。”

    使者把邓名的话带回江宁转述给蒋国柱听后，江宁巡抚感觉自己好像都有点感动了，不管邓名在谈判时多么奸诈，这种信守诺言的作风还是给了蒋国柱很大的好感。再想想其他的交易，邓名同样是一丝不苟地对待协议，蒋国柱突然生出了一种安全感——和邓名打交道时，只要遵守定好的规矩，那就是绝对安全的。

    除此以外，湖广那边也有好消息传来，湖广总督称湖北兵马因为要提防李来亨、贺珍等人所以不能轻易调离，所以他会拍湘军进入两江助战，还称三万湘军枕戈待旦，运输的船只也准备停当，一旦朝廷有明确的旨意到达立刻就会由名将周培公带领，星夜向江宁进发。

    三万湘军这个数量蒋国柱一听就知道不对，他既不信张长庚手中有这么多湖南兵马可以调动，也不信湖广有如此可观的经济实力让这么庞大的军队在短短几天内集结到武昌，此外三万军马所需的船只更不是小数目。

    因此蒋国柱很清楚这是张长庚想敲竹杠，武昌方面为三万协剿军马开出的账单是三十万两银子的人员开拔银、三千铁骑的十万草料银，此外以后每月还要付双饷、双粮，也差不多是每月十万的开支。但蒋国柱大大低估了张长庚的无耻程度，他本以为湖广大概会派几千湘军来装样子，可据他的使者密报，周培公可能会只带着几十个随从来江宁——怪不得随时可以出发。

    “太不要脸了！”蒋国柱恨恨地骂道：“借一个周培公用，你就敢要四十万两银子的租金!”

    虽然蒋国柱有求与人，但这种**略的敲诈他一开始还是不打算忍受，就打算回复说两江无力承担三万湘军的后勤，张长庚派一万兵来就够。但江西方面的反应打消了蒋国柱的这个念头，一开始蒋国柱提出要湖广助剿的要求后，南昌就大声赞同——本来蒋国柱还盼望张朝反对，让他有机会搬出代理两江总督衙门事务的架子强令南昌服从，好让张长庚明白他才是湖广总督在两江真正的朋友；而湖广通报抵达南昌后，张朝也立刻表示同意，还表示南昌愿意分担一半。

    “张朝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之前蒋国柱部署在南昌的眼线告诉他，张朝和董卫国最近搞了一些新经济政策，据说发了笔小财，不过现在看起来明显不是小财而是一笔横财，蒋国柱发现自己有些轻视南昌了：“那个统购统销到底是什么玩意，要赶快查清楚。”

    “张长庚这王八蛋，他也是想引入竞争机制啊。还有张朝这混蛋，为了和我作对，居然不反对湘军进入两江，难道他就不为两江的百姓想想吗？现在又把大笔的银子往武昌送，他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啊。”既然有竞争对手，蒋国柱也只好同意了张长庚的条件，这笔钱江宁和南昌会各支付一半，毕竟和湖广总督拉关系花点银子不算什么，反正这银子可以向北京报销，要是两江总督的位置丢了，蒋国柱就算给两江藩库省钱那又是图的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张朝手头宽裕么？

    在蒋国柱焦急地等待援军的时候，邓名已经回到了镇江，在拿到林起龙的赔偿后，一艘银船就已经发去了九江，现在第二艘也奉命出发。在江西的人员已经用光了邓名留下的银子，再不给银子就需要赊帐从董卫国手里拿货了，那样就需要付给董卫国利息，而且现在邓名的信用也没有建立起来，长期赊账恐怕也会让南昌心中不安。

    虽然是战争状态，但明军的商船在长江上畅通无阻，除了邓名的武力威慑外，明军依法纳税的好习惯也有很大的帮助。拿到明军的税银后，沿途府县的官员和胥吏都对邓名的信用很满意，他们的亲朋也会带着丝绸等土产到江边出售，或是收购从上游返回的明军带来的湖广特产。和税银一样，明军童叟无欺，购物用银子都是成色很好库平银，湖广的特产价格也合理公道，讲究两厢情愿。

    “我们的船只众多，而且本钱雄厚，一般的小商人根本无法同我军相比，再说他们要缴的过境税是我们的数倍，还要忍受胥吏的盘剥，更加无法在价格上同我军竞争。”邓名很得意对张煌言说道：“由于我军大大减少了长江航道上苛捐杂税，湖广和两江的交易量比我们隔断长江航运前还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如果给我们几个月切断航运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来之前的交易量还要大上数倍。虽然税率降低了，但交易量增大了，最后一些对我们不满的胥吏也停止抱怨。”

    邓名很仔细地把他的生意经对张煌言和马逢知说了一遍：“将来还是要建立一些民间商行，他们的效率会比军队运货高，而且也不太显眼，这些清廷官员能更好地隐瞒下去。不过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只有拥有我方背影的商人才能享受到低税率和少关卡的好处，这些人和我军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眼下这个好形势能维持几年的话，最后长江上就会商业繁荣，大批的工匠和商行依靠航运而生，一旦我们的势力被排除出长江，税率恢复到从前，就会出现物价暴涨，大批商行破产、工匠失业的情况，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盟啊，会帮助我们刺探清军的情报，甚至为我们提供军费。”

    邓名也知道他说的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还是白日梦，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尽早把武昌的更多势力绑上明军的战车。

    “这就是欠条的作用。”见张煌言对自己在武昌的经济政策还有些不解，邓名就向他揭开了谜底：“周培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讲盐商在边关开垦商屯的，当夜我琢磨了一下，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邓名指出，他的欠条根本不和白银挂钩，所以武昌想拿货就需要想法设法去搞到欠条：“他们给成都运粮也没用，就是他们能瞒过清廷，我也不会允许他们在成都出售货物，他们要想得到欠条就得在成都种地、冶铁、制匠，帮我运输人口。”

    “这个办法确实很有意思。”张煌言听邓名反复解说了好几遍，才完全明白过来。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好处，不过暂时还用不到，等这里的事全部了解，我就回武昌去看看，周培公这个人很狡猾，但应该不会有大事，我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他翻不出什么花样来。”此时邓名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等他帮助马逢知稳固了崇明根据地后就可以考虑回师了。

    “还有一事，”张煌言收起赞许的微笑，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听说邓提督在运河旁，烧了不少民居。”

    “果然该来的还是要来。”邓名心中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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