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五月初甘辉、余新、万礼就从台湾逃到了这里，他们离开后郑袭向郑经投降，被郑经迁移到了厦门居住。

    虽然甘辉等人本想只身出逃，但追随者还是不少，本部共计有船只二十艘，兵将五百余人，全都是甘辉等人的心腹，因为忠于主将或是害怕受到牵连而跟着逃来。南京之败导致这三个人的势力大减，不然跟着他们一起逃跑的人或许还会更多。除了这些延平藩的兵马外，还有一万多广东渔民，都是周玉的手下，他们先是被甘辉解救到台湾，甘辉出逃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自愿再次出海，跟着甘辉来到舟山。

    逃来的郑军嫡系只有五百人，算上家属也不过千余人，张煌言倒是安心不少。人数不是太多，舟山收留了他们也不算太大的事，郑经多半也会卖舟山一个面子，不至于穷追不舍，一定要张煌言把人交还，毕竟现在双方还是并肩作战的抗清盟友；如果甘辉他们带来上百艘舰船，两、三千精兵，郑经说不定就会担心留下后患，坚持要舟山尽到同盟的义务，向金厦移交叛逆了。

    得知郑成功去世后，张煌言伤心不已，在邓名的前世，张煌言就为此丧失了斗志，解散了军队，决心以死殉国。不过现在张煌言虽然悲伤，但并没有绝望，不但没有解散军队，反倒积极筹划如何把郑成功先前的那副担子也承担起来。

    郑成功生前最主要作用就是牵制住了清廷部署在广东、福建的重兵，现在金、厦既然还在明军手中，郑经还在两地驻扎着数万人的军队、近千艘战舰，那张煌言觉得闽粤的清军重兵和耿、尚两藩还不能东进或是北移——这个战略负担张煌言觉得暂时还不需要自己去接替承担。

    在暗暗松了口气的时候，张煌言又想到了郑成功的第二个作用，那就是控制海贸，为明军寻找军费来源。在本月初，暂住在舟山的日本人寻找各种借口回国，这无疑是个不详的征兆；而本来客客气气想寻求合作的荷兰人，也先后扬帆离港。他们当然不敢明说，但荷兰人认为郑成功去世后，巴达维亚议会多半会再次改变东亚的政策，重新倾向于与明军开战——他们猜得不错，在邓名的前世，在了解了最新的进展后，巴达维亚就决定和满清合作，拒绝向明军缴纳海峡通行税，并动用武力保卫通航权、争夺对日贸易权。随着金、厦易手，明军也确实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台湾的收入转而依赖屯垦收入。

    张煌言虽然嗅到了危险的气味，不过危险还没有立刻变成现实，而且东南的形势让张煌言特别担忧，因此也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海贸的问题。张煌言对控制航线和开展贸易的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郑成功和邓名，在张煌言看来，贸易只是在失去陆地根据地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备用筹款方法罢了——就比如瓷器吧，如果不能把江西景德镇控制在明军手中，张煌言就感觉睡觉都不踏实。

    虽然邓名几次率领川军打到江南，但清廷在东南的官吏都觉得邓名来一趟不容易，光是看看地图就能知道四川是多么遥远，而且还有周培公这样的年轻将星成长起来——虽然大家都清楚周培公在面对邓名时多半只能自保，但有这么一个宿敌在，邓名总不能一点顾忌都没有吧，说不定下一次他就被周培公成功伏击了。对东南各省具有强大威慑力的人还是郑成功，现在延平郡王去世了，张煌言觉得自己必要肩负起震慑江南清军的任务了。

    “保国公已经进入江南了。”张煌言对甘辉说起他刚得到的这个情报时，满脸都是兴奋之色。

    舟山的实力明显不能和郑成功相比，从三月底、四月初开始，东南清军官府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恶劣，对舟山、崇明的走私船只查抄变得越来越频繁和肆无忌惮。孤掌难鸣的张煌言根本没有报复的实力，只能被动地提高警惕，在舟山进行戒严的时候通知崇明的马逢知多加小心。

    见到舟山无力反击后，东南官府的气焰就更加嚣张，无论是蒋国柱还是林启龙，他们对手握数万精兵和十几万大军的邓名和郑成功畏之如虎，但面对舟山和崇明时，欺软怕硬的面目就暴露无遗。在南京多次蛮横无理地撕毁条约，搜查抢夺舟山的货船后，张煌言还给周培公去过信，提醒周培公休要欺人太甚。

    不过周培公对舟山也是态度暧昧。后来淮安来了一个林启龙的使者，带来了漕运总督的口信，表示可以维持邓名临走时替崇明争取到的河道通行权，不过舟山方面必须提高税费，而且有很多货物都不可以走私，必须出售给漕运衙门，因为林启龙打算进行垄断。以后河道方面还会发布更多的专卖货物名单，舟山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林启龙不能保证进入运河的崇明走私船的人员安全。蒋国柱虽然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不过估计也会和林启龙一样对崇明敲诈勒索。张煌言若是不答应他们的条件，邓名托付给他的航运贸易恐怕立刻就要出大问题；而如果答应的话，他又担心东南清廷官府得寸进尺，甚至要明军交还崇明——无论蒋国柱还是林启龙，都不是什么信守诺言的君子。

    四月底，邓名东征至湖广的消息传遍江南后，林启龙和蒋国柱就再没提出过新的要求；五月初，先是崇明送来报告，马逢知称河道官兵和两江官兵都停止了搜捕走私船的活动，还交还了早先被抢走的船只和人员；然后张煌言就听说邓名于上个月六日离开武昌，上个月底已经兵临九江的消息。

    就在几天前，林启龙送来了几颗人头，其中一颗就是属于上次趾高气扬来舟山的那个漕运总督衙门的使者的。这次来送信的河道官兵对张煌言卑躬屈膝，称被杀的这个家伙根本不是林总督的心腹，上次来舟山是假冒林启龙的使者，意图离间舟山、淮安之间的传统友谊——火眼金睛的漕运总督已经查明，这个家伙其实是清廷的细作，将其诛杀后，特意把首级送来舟山，就是为了打消张煌言的疑虑。漕运总督再次重申，他绝不会擅自修改与邓名、张煌言达成的协议中的任何一条。看到那颗人头时，张煌言就怀疑邓名更加靠近南京了，果然今日就收到了关于川军的新消息。

    “保国公已经兵临太平府，不日就可以再次进抵南京城下，是不是占领扬州、切断漕运也只是在保国公一念之间。”张煌言又对甘辉等人说道。

    甘辉等人都拍手称快，他们来舟山一个多月，目睹了东南清军气焰如同过山车一样的变化。现在三人只恨手中的兵马太少，完全帮不上张煌言的忙。

    正在几个人兴高采烈之时，突然有传令兵急匆匆地赶来，报告海面上发现了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从西南开来，十有八九是郑家的水师。这个消息让张煌言等人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片刻后张煌言和甘辉等人都赶到了岸边瞭望，果然见到密密麻麻的风帆正向舟山这边开来。

    “看上去有一百条战舰以上，加上小船恐怕有四、五百条。”张煌言知道这么庞大的海上舰队只可能属于郑家所有，忍不住忧形于色。

    “一人做事一人当。”甘辉想不到郑经真的会大举出动，为了几个逃难之人威胁盟友——写信要人是一回事，而出兵讨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事到如今，他也不希望明军之间兵戎相见：“张尚书把末将交出去吧，只要能保得我的手下平安就好。”

    说完甘辉就要拔剑自刎，却被张煌言的卫兵急忙抱住。此时大明兵部尚书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他在甘辉逃来后就立刻派遣使者去金、厦，希望郑经宽大处理，不再追究这些人的叛逆之罪：反正也没有几个人，对郑经不构成威胁，他们更没有对抗郑经的打算。

    “来了区区一、两万人，就想让我拱手交人吗？”张煌言冷冷地说了一声。他估计郑军的人马在三万以上，既然对方是来兴师问罪，那他们随行的那么多小船和货船，里面装的肯定不会是家属和货物，而是顶盔贯甲的士兵。不过张煌言故意少说一些，以免舟山驻军惶恐，即使一半人数也在舟山的实力之上：“世子有什么权利让我交人？他还没经过朝廷同意继承招讨大将军和王位呢。”

    张煌言不顾甘辉等人的要求，下令舟山全军备战。舟山方面不会主动挑起战斗，但如果闽军想抢人，那舟山军也不会袖手旁观。

    包括逃难来的广东周玉等人，也都紧张地拿起武器，全神贯注地盯着靠近舟山的延平藩舰队。

    很快，就有一艘战舰离开纵队，全速向沈家门港口驶来。沈家门港是和厦门港一样可以允许大船直接靠岸的避风良港，张煌言的指挥部也设在此处。

    看到只有一条战舰靠拢过来，弯弓搭箭的舟山军面面相觑，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张煌言倒是心里明白，估计这是对方的谈判使者来了，所谓先礼后兵，如果谈不妥条件，那就只有兵戎相见了。张煌言命令手下都把兵器先放下，他带着几个卫兵走上去迎向岸边，而甘辉等三人也跟在张煌言的背后。

    不过从船上跳下来的并不是想象中的使者，而是清一色的郑家子弟，而且他们也没有像张煌言一样全身披挂。第一个跳下船的人还朝着甘辉他们大叫道：“甘提督，余将军，万将军，你们果然在这里，我也来找你们了！”

    大喊大叫的人名叫郑瓒绪，甘辉见状急忙迎上前去，行礼问好：“少侯爷。”

    郑瓒绪是郑泰之子，其父郑泰作为郑成功的堂兄，长期出任闽军的户官，不但颇有经理贸易的才干，还有不错的军略。上次厦门大战时，郑成功就把三分之一的舰队交给郑泰统帅，在关键时刻截断了清军的退路。以前郑成功亲自坐镇厦门，就让郑泰把大营设在金门，远征台湾的时候，郑泰被郑成功留在后方辅佐郑经，防御清军，也是实际上的金、厦统帅。

    郑成功、郑经父子发生冲突时，金、厦军心浮动，郑经恳求伯父郑泰救命。最后郑泰出面稳固了金、厦军心，并以堂兄的名义给郑成功写信，要求他饶恕郑经一次。对郑家来说，郑泰既是德高望重的重臣，也是郑经的恩人。在郑经出兵攻击台湾郑袭时，郑泰依旧呆在金门，以确保这片郑成功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根据地不至于遭到清军的偷袭。

    而在郑袭投降后，郑经先把郑袭送回金门交给郑泰看管，然后就亲自赶回厦门，宣布要把金、厦的全权都交给郑泰负责。在郑泰奉命到厦门办理交接时，郑经突然发难，把郑泰抓起来，给郑泰扣的罪名就是打算拥立郑袭背叛自己。当夜郑泰身亡，郑经对外宣布他是畏罪自杀。趁着郑泰的部下陷入混乱的时候，郑经开始大肆搜捕，声称有众多参与叛乱的密谋分子。

    因为郑经自称是回厦门办理交接的，所以没有带太多部队。郑瓒绪不肯束手待毙，就带着金门的驻军出逃。趁着郑经正在厦门弹压，郑瓒绪就把金门的一万多驻军，以及他们的家属都装上了船。在邓名的前世，郑瓒绪是跑去向福建清廷的李率泰、施琅投降，而这次因为舟山还在明军手中，他们就逃亡来张煌言这里。

    紧跟在郑瓒绪背后的则是郑袭，见到甘辉等人后，郑袭也是后怕不已。

    “郑经害了建平候（郑泰），借口是建平候要拥立我作乱……”郑泰一直是郑经的坚强后盾，郑袭本人是郑经送到金门交给郑泰的，不过并不妨碍郑经用此做杀害郑泰的罪名：“在厦门大肆捕杀建平侯的部下时，处死他们的罪名都是和我密谋做乱，要是我再被抓住，如何能活命？”

    听郑瓒绪和郑袭说明了前因后果后，张煌言急忙带他们去营地休息，同时接引逃难的金门明军登陆。这一万多官兵和数万军属都是惊弓之鸟，匆匆从金门逃离后一路向着舟山狂奔，到此才算是惊魂稍定。

    ……

    当夜，厦门，又是一支舰队如离弦之箭，匆匆逃离厦门港。背后的厦门港火光冲天，占领港口的郑经部下见到“敌人”已经落海而逃，还纵火烧毁了他们来不及开走的大部分战舰，就纷纷指着夜色中的舰队破口大骂。

    “陈将军，我们去哪里？”

    逃到海上，舰队的旗舰上，一个满脸黑灰的偏将大口地喘着粗气，向他的统帅询问道。

    被问到的将领正是郑成功的右虎卫陈蟒。

    在厦门海大捷中，陈蟒拒绝服从陈鹏的投降命令，亲自率领一百余人向领着两万人登陆的施琅发起冲锋，并把施琅赶下了大海。大捷之后，郑成功提拔陈蟒为右虎卫提督，左右虎卫在郑成功出征时就是藩主的贴身卫队，地位类似邓名的三堵墙、游骑兵，只不过编制更大。郑成功进攻台湾时带走了左虎卫，陈蟒奉命带领右虎卫镇守厦门，相当于厦门卫戍司令官。

    郑经在搜捕杀害了郑泰的部下后，开始进一步清洗，那些在之前父子之争中没有无条件站在他一边的郑家旧臣陆续遭殃。郑经先是派部队对陈蟒的军队进行监视，然后就命令陈蟒去拜见他。但陈蟒已经知道了郑泰部下的遭遇，不肯束手待毙，居然抗拒命令，率领右虎卫公开叛变。

    陈蟒突袭占领了厦门港口，还有许多明军将领闻讯带兵前来和陈蟒会师，肩并肩地对抗郑经的军队，很快叛军就超过两万人。见叛军势大，郑经也没有立刻展开镇压，而是派人来劝降。

    陈蟒等人一边和郑经讨价还价，一边偷偷准备粮草、淡水，今夜就趁黑逃出厦门，临走时还把港口的设施尽数点燃。

    “去舟山。”陈蟒在逃走前，已经和其他叛逃者商议妥当，在金门海域外完成了集结，然后扬起风帆向舟山而去。

    在邓名前世，走投无路的陈蟒在闽海盘旋了数日后，向曾经被他打得落海而逃的手下败将施琅投降。至此郑成功十年生聚、从四省召集来的豪杰壮士，一大半都带着船只和家人投降了清廷，让福建清军不费吹灰之力之就得到了和郑经势均力敌的水师。本来因为黄梧禁海令而双手空空的李率泰、施琅，靠着这几万投奔过来的郑家兵马，轻而易举地拿下了郑成功时代固若金汤的金门，不过对于郑成功经营近二十年的大本营厦门，李率泰、施琅依旧不敢轻言进攻。

    而郑经此时也把厦门折腾得人心四散，每日每夜都有明军浮海投奔清军，见状郑经失去了抵抗的斗志，下令全军放弃厦门出逃台湾。郑经从台湾返回厦门谋杀郑泰的初衷就是统一事权，建立自己的无上权威。而他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代价就是把他父亲留下的精兵强将，成百上千的战舰以及苦心经营的金、厦全部拱手送给清廷，并失去了台湾海峡的绝对控制权，还有郑泰这个郑家海贸的总负责人，以及绝大部分由郑泰掌管的在大陆、日本、吕宋的合作伙伴。

    ……

    这时，在庐州府，邓名也接受了江南各地官员的私下问候，以及这些清廷官员对明军武功的祝福。

    在款待这些官员的时候，邓名写好了给蒋国柱和林启龙的亲笔信，两封信的内容完全一样：“汉将军名，带战舰七百、九万大军下江南，其中披甲四万。”

    “就这么一句？”任堂吃惊地问道，他见到邓名写信时，就兴致勃勃地凑过来想发挥一下自己在文学上的优势。明军已经得知东南官府近来对舟山军的态度发生不少变化，任堂打算在信中痛斥蒋国柱他们居心叵测、背信弃义，在写檄文这方面，任堂自信能比邓名强不少。

    “对，就这么一句。嗯，字不多，这已经多了。”邓名把两封信——或者说两个字条团起来扔到一边，重新铺开纸，再次提笔写下：“披甲四万。”

    “好了。”邓名在两封信末都署上自己的姓名，又重重地按下自己的印信，命令把这两封信立刻送去南京和淮安。

    邓名对任堂解释道：“蒋总督和林总督就是两个文盲，其它的字都不认识，就认识‘披甲’这两个字。上次我和他们签协议，字写得太多了，超过他们识字能力和理解能力了，所以我不责怪他们。这次我的信简单明了，他们俩一定能看得懂。”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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