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刨除各项减免，以及给吴三桂等三藩的拨给，今年还会有总计四百万石的漕粮和一千万两白银从扬州进入大运河，一路向北送往北京。

    自从明成祖定都北京以来，运河就是支撑王朝的大动脉，没有漕运的支持，北方的万里边防就根本无法维持，朝廷也无法运转。清廷入关以来的二十年的横征暴敛，让北京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即使漕运一时断绝，也不会像崇祯朝那样立刻咽气，不过同样会造成重创。漕运断绝一年甚至比十万军队被歼灭的伤害更大，只要三到五年没有漕运，清廷对北方绿营就会失去控制，对蒙古的恩威并用政策也无法维持。

    正因为漕运是如此的重要，让聚集在山东的杰书大军也有投鼠忌器之感；北京朝廷也深感两难，既想出兵确保漕运的安全，又因为没有长江水师而恐怕弄巧成拙，最后同样选择暂且相信李国英的分析，希望利用邓名的贪念来形成默契。

    和历年一样，林启龙在漕运开始前就从总督衙门所在地淮安赶到了大运河的起点扬州，他会亲自在扬州监督交接工作，事情办妥后，他会带着漕运官兵全程护送漕运船队入京——设立这个总督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漕运保驾护航。抵达扬州后，林起龙就看到驻扎在对岸镇江的邓名大军，他深知漕运是否通畅完全在于对方的一念之间。

    这期间林启龙已经几次收到蒋国柱的亲笔信，对方要他一定帮忙，保证朝廷漕运的安全，以避免在淮扬、江南爆发大战。

    “蒋国柱就是怕把他的地盘打烂了。”今晚入睡前林启龙看了一会儿书，虽然明军就近在眼前，但林启龙对完成漕运任务并不担心，他已经买了邓名的战争债券，蒋国柱的几次来信也说明江南和川军又达成新的协议了。不过林启龙并不因此感到多么庆幸或是开心，因为他感到自己被束缚得越来越紧了，以前只是担心清廷一家，但现在头上却有了两个婆婆。

    周培公此时也来到了扬州，他的剿邓大军还远远地呆在庐州府。见到林启龙后，周培公大谈遵守与邓名协议的重要性，称这又是一项双赢的协议。对此林启龙表面上赞同，心里却是不以为然：“这是蒋国柱和邓名在双赢，和我无关。”

    至于周培公极力推销的成立长江剿邓总队一事，林启龙也是没有什么兴趣，因为这要花钱，要花很多的钱。而林启龙没有府县的地盘，只有一条运河，他不愿意花钱帮别人养军队，更不用说漕运总督衙门作为最有钱的总督衙门，势必还要承担最大比例的军费。

    每年输入运河的银赋极为可观，但真正能抵达北京的也就是一半而已。比如今年的一千万两白银，进入国库的绝对不会超过五百万两——实际北京今年要求东南输送的正税也就是这么多。运河上有种目繁多的维修花销，有火耗，漂没，有漕工的钱粮，有船只整修。事关运河这条大动脉，无论明、清朝廷都处处优容，只要能把朝廷要的那份银子送入北京，设施维修所需一概好说；而漕工是不是需要安抚以保证工作效率，朝廷对漕运总督衙门也是相当信任，只要要求不过分，断无不准之理。

    除了维护费用的结余外，漕船也一贯夹带货物的。虽然从明朝开始就对漕船的大小有严格限制，但各省的漕船都越修越大，最后发展到运六百石粮的漕船实际装载能力是三千石以上，五分之四的载量都用来运货。这种庞大的漕船经常造成运河堵塞。运河的疏通经费被官员们大量贪污克扣，因为河道淤塞，船只经常搁浅。要是通畅的话，各省非得造出能和海船媲美的更大漕船不可。

    把守在扬州运河入口的河道官兵雁过拔毛，如果不缴纳税费，就是合格的漕船也别想进运河；而只要按规矩办事，一艘艘几千石的漕船都会被认为是合格的六百石漕船而得到放行。当然，特别过分的漕船即使付再多的好处费也别想过关，比如几年前湖广官兵就制造了一种类似砖头的漕船，为了多装货吃水极深，还是大的方型脑袋，不但航速慢得如同蜗牛爬，而且一旦沉没还能完全堵塞航道。对于这种漕船，漕运总督无论如何也不同意驶入运河，朝廷固然在维护费、漕工工钱上很好说话，但要是不能按时完成漕运，总督大人可是要掉脑袋的。

    各种收入加起来，不算下面官兵和各级衙门勒索到的财物，漕运总督衙门可以拿到白银三百万两以上，而漕运总督自己能分得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即使刨除了给京师里达官显贵的孝敬，林启龙也是大清列位总督中当之无愧的年薪第一，甚至超过其他几位收入的总和。

    虽然有钱，但是没地盘、没兵，事关林启龙性命的漕运也被捏在邓名的手里，结果就是林启龙不得不认购了四百万两白银的大明战争债券，其中二百万两是惩罚性的，因为林启龙违反了邓名上次与他签署的崇明商税协议——邓名同意给林启龙两个月的时间，去筹措这二百万两白银。

    如何填上这个大窟窿，简直让林启龙愁白了头。为了度过眼前难关，保住漕运和性命，他不但把宦囊所积都变成了大明战争债券，而且还挪用了漕运总督的公款，其中不但有明年的河道维修经费，还有衙门官员胥吏的分红——这次漕运填不平这么大的一个窟窿，更不用说后面还有二百万。

    “要是康亲王南征导致漕运断绝，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林启龙心里盘算着。凭他一个漕运总督，也挑不起和邓名的战争来，而他又不敢在奏章里不按蒋国柱的意思写，那样就会把蒋国柱和邓名的仇恨全都吸引到他自己身上：“要是康亲王和保国公厮杀一阵，打个两败俱伤就好了。”

    如果真爆发了战争，对蒋国柱、张朝来说会很麻烦，因为中央军和明军在两江的地盘上打起来，他们俩若是严守中立势必让朝廷震怒，可如果参战又会惹恼了四川，更不用指望邓名还钱了。不过林启龙没有类似的担忧，因为林启龙没地盘，河道官兵的武力也不足以承担镇压漕工反抗以外的任务。扬州、淮安有战斗力的守卫部队都是两江的绿营，真打起来，即使是无知如康亲王的统帅，就是征召附近的县丁也不会要求只会设卡收税的河道官兵加入决战。邓名同样不在意林启龙的军事力量，甚至还向林启龙保证，只要他肯购买债券，邓名就保证他能按时完成漕运任务。

    如果大伙打起来，林启龙是唯一不会遭到损失的那个人，而且也不用担心遭到经济损失——就算漕运买卖做不成，至少那二百万的惩罚性债券也不用买了。

    江西的漕运押送副将来求见漕运总督时已经是中夜了，不过此时林启龙依旧没有入睡，还在案头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书籍。

    这本让漕运总督废寝忘食的书并不是什么先贤著述，而是剿邓总理衙门从四川走私来的一本书，主题就是论在当前复杂形势下的斗争策略。

    和邓名前世的那位铁血首相同时在天上玩五个球的手法相比，现在保国公的外交手腕还很简单，但对闻所未闻的四川大众来说，这依旧造成了严重的思维混乱。明明是敌兵却不打、明明是敌财却不抢——很多人都感到脑子不够用了，因此当这种尝试解释帝国策略的书籍出来后，书院的教授都竞相购买，除了好奇心以外，他们也有工作上的需要，完全不懂其中的道理就无法给学生们解答疑惑。

    而拿在林启龙手里的这本书是一位名叫叶天明的商贾写的，也是四川多种尝试解读邓名行为的书中最受欢迎、流传最广的一本。这本书几乎就是用白话文写就的，其中还有大量和邓名的私人谈话，完全从商人的角度来对邓名的行为进行解读。

    “果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本书林启龙已经读过好几遍了，一开始对叶天明商贾身份的那种鄙视也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对于眼前的复杂局面，林启龙和四川的同秀才一样有茫然失措之感，以前的斗争哲学很简单，只要听从朝廷的命令，去咬所有不打“大清”旗号的贼人就行了。

    但现在完全就是大乱斗，有时需要和朝廷斗，有时需要和贼人斗，还有时要和那些背叛朝廷的二五仔斗；一些时候需要联合贼人斗朝廷，一些时候要联合其他二五仔斗贼人，看起来有时也有联合朝廷和二五仔斗贼人的可能。而且斗争的形势也是多种多样，不仅有军事斗争还有谈判斗争，以前军事斗争就是为了消灭敌人，谈判斗争即是劝降；但现在不但目的多样化了，而且军事和谈判还互相渗透——现在谈判的手段多种多样，和军事一样会有佯攻和主攻，甚至军事和谈判互为佯攻和主攻。

    以往积累的官场经验已经完全不够用了，而林启龙从叶天明的这本书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作者在解读邓名对江南的策略时，形象地用吃鸡来打比方：鸡很好吃，也能滋补身体，但不能一口气四、五只地吃，不然会撑死的。而鸡肉虽然不能多吃，但鸡汤多喝一点没什么事——作者把邓名一次次的东征比喻成炖了一锅又一锅的鸡汤，并进行了高度赞扬：喝汤同样有滋补效果，还不用担心被活活撑死，可谓两全其美。

    这本书的扉页上，还有邓名写的友情推荐——因为涉及到很多私下谈话，所以叶天明在出版前交给邓名过目，邓名还给他的时候就附赠了一句推荐语：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林启龙轻声念着这句话，不知为什么，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

    就在林启龙恋恋不舍地合上书，打算去就寝的时候，卫兵在门外报告：“总督大人，江西的漕船出了点事，好像是被明军劫了。”

    “什么？”林启龙大叫一声，颤抖着问道：“是川军还是夔东贼？”

    “还不清楚。”

    “让他进来。”一听漕运出事了，林启龙哪里还敢耽搁，立刻就让卫兵领人，不过心里也有些疑惑：“明明有协议，漕运还会出事？这是邓提督和蒋国柱、张朝谈崩了吗？是不是我有机会了，不用买剩下的二百万两债券了？”

    几个时辰前，江西人刘吉下定决心去向游击请罪、并尝试拖长官下水时，完全想不到这件事会在一夜之间演变到何等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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