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政大臣遏必隆和川陕总督李国英，论起打仗来他们两个人都比祖泽溥经历得多，但若论奏报大捷，他们两个加在一起也没有祖泽溥一成的本事。

    遏必隆身为辅政大臣，把奏章里的水分拧干、读出真相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所以这封捷报写得也算是四平八稳，把山东总督衙门的幕僚都蒙过去了。但祖泽溥可是关宁铁骑出身，他父亲祖大寿更从天启年就开始临阵脱逃，畏敌不战，从辽阳一路转进到锦州，从一个不起眼的游击变成手握重兵的总镇，所以祖泽溥看捷报都不用花心思去琢磨，一眼就能看清里面的虚实。

    “如果康王爷真的赢了，他的手下会不清剿溃散到四周的残敌吗？十几万大军，至少得花上个把月把江南搜索一个遍吧？”祖泽溥见心腹脸上还有疑惑之色，立刻点明了捷报里的疑点：“不让官兵好好发笔财，下次怎么让人拼命打仗？”

    再者，康亲王还承认邓名就在山东，这就更离谱了，前一阵子表少爷和看门狗争抢了半天骨头，仆人扑过来踹了狗两脚，劈手从狗嘴里抢出骨头毕恭毕敬塞到了表少爷手里——这个时候表少爷不是冷笑一声，朝着狗骂上一句“狗眼不识得老子”，然后大模大样地把骨头嚼碎咽下去；反而向狗道歉，客客气气地把骨头还给它——这明显有诈！邓名在不在山东，清廷是不是派使者来谈判，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康亲王要说邓名在江南，北京也承认了，甚至连祖泽溥都不争抢了——只要康亲王在江南打赢了，那山东这个人肯定就是一个邓名的替身，

    “康王爷要是赢了，那江南的明军不是主力也是主力，邓名不在也在，现在他突然说江南是偏师，邓名其实在山东，这是为什么呢？”

    经山东总督这么一点，这个心腹卫士也感觉到蹊跷，不过还是没有能马上反应过来。

    “因为康王爷被打败了，因为战败了所以没法去抢劫了，为了逃命不得不返回徐州。”祖泽溥很有把握地分析道：“而康王爷不想说是因为败了必须要跑，那只能说他是因为忠君爱国，知道邓名和他手下主力在山东，担心我这里有失所以才心急火燎地赶回来了……康王爷金枝玉叶，会把我的死活放在心上？我可不是不知道分寸的人。”

    祖泽溥三言两语，就把一副逼真的画面撕得粉碎，还显露出了后面清晰的真相。

    “至于什么击毙赵天霸，这好像是个才出来的喽啰吧？”刚才看捷报的时候，祖泽溥一直没想起赵天霸是谁：“但是康王爷打赢了，总不能没有战果吧，说打死了邓名那些有名有姓的手下：周开荒、李星汉、穆谭、熊兰、任堂、刘晋戈、袁象……”祖泽溥掰着手指头一口气数了十几个人名才停下：“怕将来被揭穿了下不来台，就只好用这个，反正这个人也没什么本事，将来一连几年不见踪影也很正常。”

    总的说来，祖泽溥觉得康亲王还是太嫩了，终归还是年轻人脸皮太薄，就说打死了个大将又怎么样了？只要朝廷不想为难杰书，那就会给他背书，如果有一天朝廷打算整他，难道因为赵天霸罪名就能轻一些吗？不还是一样欺君罔上。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打死一个金盔银甲的大将，十万贼人见状痛哭流涕，裹之而去，这一年半载里要是哪个贼人有个头疼脑热、失足落水死了，这不就天衣无缝了嘛。”

    听完祖泽溥的分析后，心腹又有其他的担心了：“总督大人，若是康王爷败得太惨，您帮他说话会不会连累您啊？”

    “康王爷这仗虽然是大败，看起来还远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没有遏必隆在军中，祖泽溥或许还会迟疑是不是该跟进，因为杰书不懂事，而李国英看上去也不像个精打细算的人。可遏必隆既然敢报捷，那祖泽溥对前线的战况心里就有了个大概：“十万大军估计当场去了一、两停到两、三停，还溃散了，不然不用连滚带爬地逃回徐州；但贼人大概也持重，没有大规模追击或是搜捕，所以康王爷、辅政大臣他们一整理，发现，嘿，咱还剩下了六、七成或是七、八成人，这仗其实打得还行啊。”

    因为现在清廷的威望摇摇欲坠，所以只要不是败得太惨，北京多半也不会追究败军之将的责任而是帮着掩盖——要是太惨就没办法了，实在瞒不过去，那朝廷也只能治罪来杀鸡给猴看了，比如祖泽溥估计，朝廷肯不肯容忍自己讳败为胜，界限就是济南是否有失。而遏必隆肯定对辅政大臣集团的容忍能力最了解，他既然敢报捷就肯定有把握不被戳穿；再说康亲王还是满洲贵族势力的领袖，辅政集团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不用担心还有谁非要和他为难了。

    刚才拿到捷报后，祖泽溥匆匆扫过一遍后，就立刻决定相信遏必隆对局势的判断，为康亲王回师山东之举摇旗呐喊，这次攀上了杰书和遏必隆的高枝，说不定清廷对祖泽溥的容忍能力也会水涨船高——丢了济南肯定还是不行，但假如青州府被贼人抢去，说不定朝廷也能继续对祖泽溥装糊涂。

    ……

    十二月二十五日，于七指挥的登州战役胜利结束，困守登州的绿营向城外的扶清灭明军投降。

    这胜利来得十分迅速，让扶清军都感到有些突然，因为他们虽然在野战中屡屡击败绿营，不过还没有能把绿营统统赶进城中。这一个目标不太可能在新年到来前完成，因此于七和缙绅们计划围困登州到二月，然后再开始爆破城墙展开巷战，从而完成统一胶东的大业。

    但在十六日那天，登州镇总兵和大批山东兵将联合派来请降使者，和扶清军商谈和平开城和清军整编问题。登州绿营表示只要他们的嫡系能够得到保存，并且被接纳进扶清军的话，他们可以接受降职安排。

    给双方穿针引线的是山东总督祖泽溥的密使，他奉命来登州为处于战争的清军和扶清军进行调停。山东总督的密使向登州绿营表示，山东总督衙门可以谅解登州绿营的投降，将其视为在不得已情况下保存火种的行为；而同时还向扶清军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今天扶清军对绿营网开一面，那将来山东总督衙门在招安问题上，也会更努力地替扶清军向清廷求情。

    登州绿营的抵抗欲望本来就不强，因为他们早就发现敌人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大户——和明朝的军户制度不同，绿营制度下军民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军民既然不是隔离状态自然有一种面对老乡不好下手的问题。接到山东总督的谅解通知后，登州绿营更是全无斗志。

    不过聚集在登州的山东绿营不止登州本地人，还有一些是被祖泽溥派来参与围困于七的，这些绿营因为和登州缙绅没有交情，对面的扶清军中也没有他们的岳父、大舅哥或是连襟，所以作战欲望要强烈得多。现在经过祖泽溥密使的调停，外地绿营得到了扶清军的人身安全保证，而且还允许军官和他们的家丁携带武器和盔甲离开登州、莱州返回山东总督控制区。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扶清军就把内容送去莱州向邓名请示，从邓名本人来看，攻击斗志低迷的绿营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对象，不过既然缙绅们不愿意和他们在绿营中的亲戚拼个死去活来，那邓名也不好非要做这个恶人，于是邓名就同意了议院和于七的劝降方案。

    二十五日这天，原登州镇一万多清军绿营被整编为一千人的扶清军两个营，而非登州、莱州的绿营军官，在交出了全部的辅兵和大部分甲兵后，也带着他们的亲兵离开。而登州知府则被五花大绑押解进大牢，之前缙绅和绿营的谈判一直瞒着登州知府，而破城后他也会是替罪羊，缙绅计划把他宣布为陷害于七、阻塞言路的奸邪小人，而且还贪赃枉法、欺压良善——后面的罪名倒不是颠倒黑白，证据也十分充分。

    虽然罪名已经确定，但山东总督祖泽溥的密使建议缙绅先不要处死登州知府，因为如果知府死亡总督衙门就要对他盖棺定论了。如果将来山东总督和缙绅达成招安协议，那登州知府就是隐藏在清廷中的通邓细作；而如果最后山东总督还是要缙绅兵戎相见，那他就是慷慨赴死的清廷忠臣。

    而只要一天不达成协议或是谈判破裂，祖泽溥的盖棺定论就可能犯下政治错误，因此暂时留登州知府一命也是山东总督进行调停的中介费之一。

    缙绅议院一开始对这条有些不满，认为是山东总督想出尔反尔的兆头，并差点因此导致调停失败。不过邓名得知后立刻帮祖泽溥的密使说话，认为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山东总督保留行动自由的权力是完全合理的。而且邓名还秘密向于七和缙绅领袖指出，保留登州知府一命不仅对祖泽溥有好处，对扶清议院也不是没有益处，招安顺利的话那是给祖泽溥的一个顺水人情，而如果不顺利的话，这个被祖泽溥出卖的外省人也可以被放出来给山东总督反戈一击。

    至此邓名完成了“让孩子们回家过年”的伟大承诺，胶东扶清议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也随即于登州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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