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将忧惧，可杨素胸有成竹的将日战改为夜战，亲自指挥数千艘“黄龙”轻缓而行，另派一部从岸上偷袭陈军大营，两下合力，拿下了三峡。

　　首战告捷，杨素释放了所有的俘虏，以秋毫无犯的军令，挥军进入陈境。纪律严明，且有仁义之风，杨素所部得到了陈人的赞扬。水师顺流东下，满江旌旗蔽天、铠甲耀日，容貌雄伟的杨素端坐在中间的大船上，威风凛然，引得观望的陈人惊叹道：“清河公就是江神！”

　　用兵如神，杨素一路扫荡过去，正可谓遇关斩将，逢军破敌。陈军望风披靡，以致巴陵以东未有敢守者，遂使杨素直至汉口。凯旋，被拜荆州总管，封越国公；不久升为纳言，再转内史令（宰相）。

　　陈朝政权虽然被灭，但江南人心尚未被收定，拥兵起事者此起彼伏。精于将略的杨素，再度挂帅出征，先后平定了李棱、朱莫问、顾世兴、陆孟孙、叶略、高智慧、王文进、沈孝彻等各路造反者。经过杨素的经略，隋朝的根基才在江南扎了下来。

　　得胜回朝，杨素被命代苏威出任尚书右仆射，与高颎同掌朝政。

　　突厥达头可汗犯边，杨素再创奇功。原隋军与突厥交战，为防对方劲骑冲阵，每以车、步、骑三个兵种共同编阵，而将骑兵置于阵内。杨素出塞，审时度势，改变了原战术，将诸军一体编为骑兵。达头大喜，以为天赐良机，引十多万轻骑迎击。然对阵的结果，是突厥大败，达头受重伤。

　　杨素是个常胜将军，他之所以能够常胜，除了精通兵法奥秘外，还在于有个妙法，就是用“斩”来约束军纪，提高战斗力。有犯军令者，无论轻重，立斩不赦；临阵，必寻部下过失，多则百余人，少则十多人，全部斩首；对阵，先令一二百人冲锋，不能克敌，全部斩首，再用二三百人冲锋，不成，再全部斩首。将士惧怕杨素之威，怀着必死之心上阵，表现出了攻无不克的高度战斗力。由此，杨素成了名将。再者，他是大权在握的重臣，对自己的部下即使轻功必给予重赏，而对其他部队的立功者多加以排斥，由是，他虽残忍，部下为了升官发财，很是乐意跟随他。

　　高颎得罪了隋文帝，杨素代为尚书左仆射，成为首席宰相。

　　位极人臣，杨素最高限度的实现了当年他对周武帝的一席话。

　　杨素不是高颎，他虽是文武全才的能臣，可他更是私欲多而公心少的“佞臣”。时朝廷围绕太子问题大起波澜，杨广处心积虑欲对杨勇取而代之。杨广通过伪饰，已赢得母后的欢心，为争取朝臣的支持，他不顾体面，卑躬屈膝的讨好作为百官之首的杨素。杨素自然知道杨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日后的“富贵”计，他迎着最大的风险下了赌注，抛弃已是太子的杨勇，而站到了准备“夺嫡”的杨广一边。杨素的考虑是：他和杨勇并无交情，若顺着已确定的政治格局来走，一旦杨勇按部就班的继了皇位，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做法而言，他很难再继续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如转而帮助杨广，一旦杨广争取到皇冠，那他就是最大的功臣，将可在隋文帝百年之后，依然大富大贵。

　　说得好听，杨素是足智多谋，说得难听，他是诡计多端。在易换太子的风波中，他首先弄清了独孤皇后的意图，然后使出一个简单却甚为有效的方法，在隋文帝之前，用谗言中伤杨勇，用谎言美化杨广。君主最难把握的，是对臣下言语的分辨，这是衡量他们昏明的一个重要标准。晚年的隋文帝是昏昧的，从理智判事，变为感情用事。他已讨厌杨勇，此时杨素的话，如同水银泻地，句句渗透了他的心。太子终于易人，杨素的计谋得逞。

　　杨广成为太子，恐手握重兵的蜀王杨秀遗为后患，再与杨素密谋，无中生有的罗织罪名，将他废为庶人。

　　作为首席宰相，杨素在用心用力，可他的心力不是用在治理国家之上，而是用在保权、保位、保私利。只要朝中有异己或他看不惯的人；不管对方官爵多重，功勋多高，必欲除之而后快。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彧等，他都设阴计而将他们置于罪地或死地。对亲戚和附会的党徒，即使再无能、再庸碌，他必大力加以升擢，给予美官肥缺。朝臣奈何他不得，为避免迫害，为讨好富贵，纷纷逢迎他，以他马首是瞻。

　　不服者也有，兵部尚书柳述仗着是驸马，大理寺卿梁毗仗着一身正气，或上言，或上表，斥责杨素作威作福。说得隋文帝觉得杨素已权力过大，且有些心术不正，遂以优崇、关心杨素为名，暗中革去了他的实权。

　　隋文帝弥留之际，开始后悔易太子之事过于草率。时杨广严密守护着宫禁，控制父亲的一举一动，阻止朝臣与隋文帝相见。杨广有事致信向杨素讨教，然回信却被宫女误送给隋文帝。隋文帝大怒，加上宣华陈夫人说太子对她非礼，一气之下，大叫要召回杨勇。杨素为杨广采取紧急措施，矫诏将拟诏令的柳述等人抓了起来，让太子心腹宇文述统领东宫卫士前来“护驾”，另一心腹张衡入侍隋文帝。当天，对外宣布了隋文帝驾崩的消息。

　　隋炀帝登位，杨素再立新功，为新主平定了“造反”的汉王杨谅。

　　向来用阴谋算计别人的杨素，满以为从此能常保富贵，可他打错了算盘。比他更会算计的隋炀帝，只是利用了他，在利用之后，仅给了他表面的尊荣，背地里巴不得他快死。杨素患了重病，不肯服药，从此一命归西。

　　杨素的事情并未结束，他的儿子杨玄感在隋末掀起了一场特大风波。 

　




　

　　
细说隋唐12：嫡长制的变通
　　中国王朝的皇位继承制，是按宗族法所制定的继承制，为保社稷天长地久，必须由一家一姓来绵延皇位。虽说在宗族内部产生继承人，然由于宗支体系复杂，出于简单化和明了化的考虑，更出于皇位传亲不传疏的考虑，从而演化成了这样两种形式：一是兄终弟及制，一是嫡长制。前者主要存在于殷商时期，后者则从西周开始，流传于后世的历朝历代。

　　任何制度都是人根据需要而加以制定的，当某种制度在现实中与最高权力掌握者的意图发生抵触时，那么，被改变的往往不是最高权力掌握者的意图，而是制度本身。这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说得更彻底些，权力要比制度重要的多。隋初的皇位继承问题，以及相关的风波，便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

　　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他信守了当年和独孤氏的婚誓，这些儿子全是独孤氏所生。五个儿子的排序是：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三子杨俊，四子杨秀，五子杨谅。杨勇是长子，且是独孤皇后所出，是堂堂正正的嫡长子。凭着这最起码也是最要紧的条件，他是名副其实的皇位继承人选。

　　隋文帝在早期，是遵守嫡长制原则的。还在北周当辅政大臣时，他就根据这个原则，将杨勇立为世子（这是权臣独有的特权，世子为权臣官爵的当然继承人）。改朝换代后，水涨船高，杨勇又被立为皇太子。对杨勇的政治安排，隋文帝是满意的，他对人说：“前世帝王，溺爱嫔妃，废嫡子而立她们所生的庶子。朕身旁无侍姬，五子同母，可谓是真兄弟。不比前代帝王多内宠，孽子得位，自取亡国之道。”

　　杨勇不是无能之徒，他有才干，在北周时，历任多种高级官爵，主管过旧北齐地区。被册为太子后，参决军国大事。虽未制造过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也干得踏踏实实、井井有条，没授人什么口实。他是个仁者，极有恻隐之心。隋文帝见北方因战乱凋敝，而山东则流动人口甚多，打算将这些人口迁往北方，以充实边境。杨勇上书反对说：“人们背井离乡，本是迫不得已。只要坚固北方边塞，致使天下太平，流散之人定会自返家乡。”他说的在理，隋文帝放弃了原来的设想。

　　杨勇是性情中人，他爱词赋，对人敦厚，有什么说什么，率意任性，好文士朋友，不会作伪，不会矫饰，不会察言观色，不会见风使舵。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贵的人之本色，却触犯了标榜正经的官场，即使他贵为皇太子，也不能有好果子吃。此外，他缺乏自我约束力的表现，和处处以“德”为规范且有些僵硬的隋文帝，逐渐产生了矛盾，在调和失效后，进入了很是难堪的境地。

　　先是，杨勇用锦绣装饰了一副蜀地所产的马鞍，被隋文帝获悉后，恐太子渐入奢侈之途，将他狠狠教训了一顿；后遇冬至，百官来朝拜杨勇，他非但不拒绝，且大张旗鼓地接受朝拜。隋文帝认为这有违礼制，下诏严厉申斥，并规定从此不得再犯。这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事，严重损害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从亲近变为疏远，从信任变为猜忌。

　　明说太子违反礼制，实际是隋文帝对他的继承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怀疑太子有非分之想。这类事情，历史上并不少见，立太子时，双方都是高兴的，时间一长，父子交流不够，加上党派或别有用心者的离间，彼此会产生各自的成见，距离越拉越远，最后，只能以最残酷的手段来加以解决，或皇嗣拥兵反抗父皇，或父皇下令废除或处死皇嗣，远者如汉武帝父子，近者如魏孝文帝父子，均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自上述两事发生后，隋文帝对杨勇的态度，由恨铁不成钢，转为政治上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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