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收人《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李冲突的结果，其意义不在于一人一事的政治权益得失，而在于在盛唐日后的走向，影响到整个唐帝国的发展趋势。张九龄的倒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当时的政治与学术带来了一连串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典型的儒士，他最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与“孝”，以此作为社会的政治标准与道德标准。在他下台后，政府的指导思想转换为李林甫所倾向的法家理论，从而造成了儒家治国思想在朝廷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杰出的文士，他主张以文学为治国手段，重用熟悉传统治国方略的文人。在他下台后，李林甫在用人问题上全面贯彻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养不高但有丰富工作与社会经验的纯官僚，从而造成了文士主导政治局面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倔强的谏士，他以“忠”作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现的忠君行为不是盲忠，而是忠国家、忠社樱，一贯明言上陈朝政的得失，犯颜直谏，而不顾君主的好恶。在他下台后，李林甫以权谋对付上下，堵塞言路，从而造成了朝廷中开明政治风气的终结。

　　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评论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处中枢机构共事时说：“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言下之意，张、李关系的弄僵及破裂，张九龄的“难以相处”是个重要因素。其实(笔者在这里又要用“其实”了，“其实”二字是史家破谬揭实的重要转折词汇)，张九龄的待人之道，还是很宽和仁恕的，有着不少朋友。《旧唐书·张九龄传》说他“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垂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承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始终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阅读时忽视了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张九龄值得批评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种书生型的软弱(他有时也表现出书生型的刚强)。这种软弱轻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无招架之力，为保住现有的官爵，他忍气吞声地向对手发出了讨饶。讨饶是以他善于制作的感伤诗的形式出现的，名为《归燕诗》：

　　　　　　　　海燕虽微沙，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浅，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準莫相猜。

　　他将自己比喻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将李林甫誉为高猛的鹰年，说绝无相争之意，让对方高抬贵手。张九龄此时的表现是可伶的，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损失了庄严的人格。从而难以想象，他为了大义，会去实现儒家杀身成仁的境界。

　　张九龄是唐玄宗朝最后一任儒家宰相，最后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后一任能犯颜直谏的宰相。他的执政，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精神的最后表现；他的下台，则是开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终结。 

　




　

　　
细说隋唐49：李林甫
　　溯着历史长河漫游，游到盛唐河床，可发现巨大的耻辱柱最显眼处钉着一个人，此人从唐天宝末年起被钉，一钉钉了一千二百多年。

　　此人叫李林甫，他是个奸臣，一个旷古的大奸臣，一个口蜜腹剑的大奸臣，一个无出其右的大奸臣。他还是个权巨，一个包揽朝政的权臣，一个把天子弄得高居无为的权臣，一个破天荒地行了十九年专政的权臣。

　　权臣加奸臣，李林甫名传千古，家喻户晓。

　　李林甫的罪名是奸，奸只是表，骨子里是权术。据史称，他特爱玩权术，特能玩权术，玩得得心应手，玩得炉火纯青，玩得让无数大人物坠人其计，失了官爵、失了前程、失了性命。

　　从身后名来说，李林甫是悲哀的。盖棺论定，他成了绝对的反面人物，只能与秦桧、严高并列，春花秋月千度枯荣圆缺，没人敢同情他，没人想理解他，没人能为他翻案。经过道德文化过滤的反面人物，总一无是处；经过历代口耳相传的反面人物，更是罪贯满盈。传到后世的李林甫和曹操一样，鼻上涂满了白粉。

　　李林甫，小名哥奴，是远房宗室，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初出茅庐，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官。靠着舅舅功臣姜皎的帮助，他的地位才得以向上挪动，先是来到太子身边供职，几经转折，被调到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当了一名官员。凭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嗅觉，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凭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他打破层层阻力、重重障碍，一次次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终于进人了梦寐以求的中枢，做了那率领百官的宰相。

　　李林甫在政治上倾向有序，反对杂乱无章。从迈进政坛之口起，李林甫就欲以法治来理政，理至少属于他的那部分政务。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的初次实验得到了成功。国子监是个学生成堆的地方，浮夸风盛行，纪律涣散，前几任官员对此束手无策。李林甫到任后，制定出一套管理章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没出多久，把这个高等学府搞得焕然一新。学生们年轻，无固定观念，乐意接受新事物，尤其乐意接受改变现实的事物，他们对有创新精神的李林甫佩服之至，为他立了块德政碑。李林甫发现后，严厉地追问：“我李林甫有何德何能配以立碑，这是谁想出的主意！”学生吓得连夜磨平碑上的文字。继行事魄力之后，李林甫的人格魅力再次征服了萃萃学子。

　　也许性格上接近暴力论，也许官场的倾轧强烈体现了人性恶，也许一直受到儒家排挤，李林甫的处世观，从一开始就投向了法家学说。他没学过多少法家高深的理论著作，但靠着自己的感悟，靠着深刻的社会体验，靠着要和把持政坛的儒家作一番大较量的决心，他将法家学说当做了自己的政治支撑点。

　　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有着独特的政治背景：

　　自取得辉煌的“开元之治”后，自姚崇、宋憬退出中枢后，宰相班底成了大江东下的趋势，一波低于一波：倒不是这些宰相能力低下，也不是他们不听使唤，而是这些人大多出自儒家门下，或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为了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心，为了自身青史留名的荣誉感，处事动辄搬出儒门教条，搬出孔孟训条，太不讲究实际，太酸文迂腐，太不理解他这个当君主的心理需要以及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应该说，这些宰相有些建树，起码没功劳也有苦劳，然却常各持己见、各执一词地闹意气，闹到最后窝里斗，很不顾大局。他们搞文学在行，搞经典在行，搞局部的具体事务在行，然实在缺乏恢弘的气度，缺乏摄众的权威，缺乏高屋建瓶的眼光，总之，他们难以担当领导帝国的重任。

　　唐玄宗看中李林甫，看中的是他外圆内方的务实精神，行事公允的秉政原则，善于驾驭百官的出众才于。唐玄宗特别看中的是李林甫以法治世的法家学说，这能使朝廷和国家秩序化、制度化、条理化、格式化，真切地做到在行政管理上有章可循，在法律量刑上有法可依。如此，方能让“开元之治”的成果得到巩固，大唐继续欣欣向荣地上升。如此，自己方能在功德圆满之后，实现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治国要旨，高枕无忧地躲进内宫享福。

　　唐玄宗想得切实，认定了李林甫。

　　君臣契合，唐玄宗在后台，李林甫在前台，推出了一场厉行法治的大运动。不过，这场运动没有以大张旗鼓的形式出现，而是悄悄地、渐渐地降临。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进人中枢伊始，唐玄宗就委托他负责一个重要的工作，即主持大规模的法律条文修订工作。

　　李林甫召集了一批行政和法律官员进行这项工程，经三年之久才完成。编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按类相从，以便于查看。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颁布天下。

　　然后，他再次领衔完成了一部著名的行政法典—《唐六典》。它以吏、户、礼、兵、邢、工六部，比附《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并按此系统分门别类阐述行政布局及条规。

　　此次法律条文修订的规模和程度，在唐代可以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修订后的法律条文具有系统化、规范化、精简化、方便化等优点。行政法典则更为周到细致，尽管有些牵强附会的弊病，但对各级政府部门确定了职能属性及相应责任。

　　从法律到行政，李林甫制定了全面的法规章程。在其中，大量体现了他的法学思想。反过来，在制定的过程中，他原来依稀含糊的想法变得清晰明朗、具体可行。二者相辅相成，加强了他以法治国的感觉。

　　为给朝廷树个榜样，李林甫从反人情人手，并先从自己做起。他处处以法为秉政原则，升用官员必按有关规定进行，哪怕是名门之后、贵族子弟也不例外。处理朝政，强调纲纪，慎而又慎，甚至被人认为是过分小心。从对李林甫有着深切反感的史家记载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样鲜明的辞句：“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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