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在唐肃宗的旗帜下，杜甫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正在做着宰相的房落，不仅是他当年的布衣之交，更要紧的是，房落很敬重文人。然而，杜甫的兴奋很快就被打破了，本不太懂军事的房琅，强行与叛军大战，遭到了惨败，被罢了相。杜甫出于交情，也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站了出来为房箱辩解。这下惹恼了唐肃宗，他被交给司法部门审讯是何动机。亏得宰相张镐从言路考虑，为他说话而免了罪。可书生气极浓的杜甫依然不知高低，又上疏称赞房馆，希望唐肃宗能重新起用房馆。唐肃宗更是不悦，表面未和他再作计较，却从此冷落’了他。

　　尽管杜甫在朝廷为官，然他寄居在都州(今陕西富县)的家属，因战乱的煎熬，生活无着落，致使孩子被饿死。杜甫回去探视了一回，可待他返回，被外放了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这是个苦差使，那地方闹饥谨，饭都吃不饱。于是，他辞了官，去了秦州(今甘肃秦安西)，以打柴、采果为生。此年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在以平民状态受尽战争和官兵的骚扰后，写出了他反映民间疾苦的一系列代表作，其中有著名的“王吏”和“三别”。

　　秦州的生活终于无法维持，杜甫又选择了成都为栖身之地。成都地处剑南，是在战争时期相对安宁的一块土地。他结庐于成都西郊的洗花溪畔，这就是后人为纪念“诗圣”而建的“杜甫草堂”所在之地。他所结之庐，说得雅致点叫做草庐，而说得通俗点就是茅屋。茅屋建得并不结实，常被大风吹破，致使满屋是水。他在无寐的夜里作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声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三吏”和“三别”是杜甫为民众诉出了疾苦，而这首诗则为天下寒士诉出了疾苦，由此他以诗成了社会底层之人的代言人，在日后绵远的历史中，不断受到人们的怀念。实际上，杜甫在他颠沛流离的后半生，曾建过难以计数的茅屋，为什么“杜甫草堂”会被后世的文人选址在这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其原因正是杜甫在这里写出了这首让后世寒士能片刻‘“欢颜’“的诗。

　　不要以为只有李白才豪放.狂放，而杜甫是个慎小谨微的人。其实，这是个误区，一个千百年来为豪放诗和现实诗所导致的一个误区。杜甫的诗，相比李白的诗，只是更多现实性，更多写实的风格，由此形成“诗史”的特征，然而，绝不缺少大气磅礴、鬼斧神功之作。诗是如此，作为人，杜甫也绝不缺少豪放、狂放的秉质。“尝从(李)白及高通过仆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

　　李白、杜甫都有狂放的秉质。只不过李白狂放得早一些，杜甫狂放得晚一些。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在彻底看透官场的黑暗后，毫无顾忌地将一腔怨气通过狂放喷发出来，由此狂上加狂了。对于他们的狂放，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都没有好言辞。李白喝令高力十当殿脱靴，唐玄宗在背后讥他“一副穷薄相”(《朝野金载》卷五)。杜甫登剑南节度使严武之床，则被史家讥为：“性蝙躁，无器度，恃恩放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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