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唐宪宗正锐意改革积弊，这些举人的言辞很是与时势相吻合，因此实际主持考试的吏部侍郎杨砖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将他们全都署为上第。唐宪宗在接到奏报后，当即表示了满意的态度，并关照中书省在给他们放官时，给予优先的考虑。

　　然而宰相李吉甫却怀疑，举人是得到了他的政敌的暗中支持，通过制举来对他进行攻击，从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状态，到唐宪宗面前哭诉，说这场制举的最后复核人是翰林学士裴泊、王涯，而皇甫，t是王涯的外甥，然王涯事先没有请求回避，裴泊也明知不说。

　　经李吉甫如此一说，事情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唐宪宗的眼里，那些慷慨激昂的举人的背后，原来竟有朝臣在操纵、在询私，由此这场制举明显带上了科场舞弊的性质。为追究科场舞弊，他不得不将这些他原本极为看好的举人忍痛割爱，并惩罚那些与此有关的考官。

　　结果，裴泊、王涯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杨放陵、韦贯之被贬为外官。牛僧孺、李宗阂、皇甫提等人被改署落第，并多年不得仕进。

　　以此事件为标志，从此拉开了以牛僧孺、李宗阂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相互之间斗争的序幕，史称“牛李党争”，又称“朋党之争’‘。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机(今甘肃灵台)人，为隋朝宰相牛弘的后裔。李宗阂，字损之，为唐高祖之子郑王李元巍的后裔。二人幼、少年时，均家道中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同科进士及第。此外，牛党的另外一些骨干，如杨嗣复等人，也多是进士出身。史家据此，将牛党定为进士出身的庶族势力的代表。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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