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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中国债务问题而言,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是绝无问题的,但地方债务问题已经开始渐渐地显示出了一些端倪。
地方债务总额到底有多少?由于披露体制不透明,很难获得很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范无病手下们的测算,应该不是一个小数字了,少说也是朝着万亿规模的目标挺进着。
地方债之所以在短期内增长这么快,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就是在中央放开了房地产市场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形成了卖地生财的习惯,有了土地就能从银行获取大量的金钱,也能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土地财政给地方政府一个发债的底气,而银行和开发商也都不怕地方政府赖账,即使是举债度日子还是没有丝毫的收敛。
第二就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加强了中央的财力。但削弱了地方的财政实力。
比如说,一块钱的增值税中央要拿走七成半,只有两成半留给地方,而地方政府又要承担经济发展的重任,再加上地方官员追求短期GDP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依据,再加上官员任职流动制度,现在借的钱下届政府还,因此地方政府举债度日也并不稀罕。
因此,地方债是越来越大,越滚越多。特别乡镇和县级政府,本来的财政收入就很低,再加上支出需求又很强,这两级政府的风险最大,上级象抽水机一样,一级比一级的财力雄厚,但基层政府的财力却被严重削弱,这对于整个地方发展来说,是最严重的制约。
即使地方财力比较薄弱,还是有很多贪污受惠的案件纸里包不住火,频频浮出水面,地下暗流越流越多,而地上河的财政却越来越是细水长流,风险越来越大,甚至能够完全阻塞经济的发展。
多方举债的地方政府,一旦投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给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买单。
而且,如果选择紧缩政策。地方政府的风险就很可能会很快爆发。
有鉴于此,国务院下发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但是这种整治显然并不能真能的解决地方债的问题,因为地方必须要发展经济,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扭曲,使得这些难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不准地方举债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国内的官员政绩量化的情况下,地方必须要发展,地方官员才能最起码地保住乌纱帽,各路地方官员们纷纷举债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不准举债发展,瞅准机会他们还是要发展。
而在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各地老百姓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地方经济变得更好,特别是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大量的公共支出是必须的。
但是范无病觉得,地方债也并不是恶魔,在必要的时候,举债发展并非什么坏事。但这里有个限度,就是不能过度,过度之后会引发地方财政的危机和公权力挤占私人领域造成浪费和垄断。
当前最关键的是,中央必须要给地方更多的财权。因为发展经济真正的承担者无论怎么说还说要落实到基层政府的头上。
受限的地方财政只能导致他们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举债度日,举债度日的结果,是开动抽水机对民营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抽水。
即使如此,很多基层政府根本就没有出卖土地的权力,而且被各种高尚的名义限制的很死,其实就是在限制地方的发展,也是地方违规敛财提供了体制性平台。
如果这种状况不能改变,地方实力的削弱其实就是在削弱地方经济发展,结果势必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
上海这边儿的情况显然要相对较好一些,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国家开发浦东的重大举措。以及当前占有优势地位的上海帮势力的倾向性扶持政策使然。
范无病将范氏的总部设在上海,本身也存在一个趋向性态度,以示自己对于发展上海经济尤其是开发浦东新区的大力支持,如今上海市政府在发展上其实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虽然已经放开了,但是对于政府的刺激作用还不是很明显,在整个上海都在大举搞建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建设,那显然是不可行的。
因此现在就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范无病在横山港大兴土木之后,上海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可以预料在几年之后,横山港和江山港将成为国内最大的枢纽港,原本在上海港吞吐的一些业务,也将会因为地利之便而移师东海省。
“上海要发展,离不开港口业务。”市长对范无病比划着说道,“如今上海的自然条件制约了我们前进的步伐,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大江大河的河口,容易做得出锦绣文章,舟楫之便常常带来繁华。上百年来,上海在黄浦江里做足了文章。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上海依托着黄浦江以及通江达海的便利,航线辐射到长江、沿海乃至东南亚地区,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上海港的年货运量就已经达到了一千四百万吨,这样的数字在当时世界上排名第七,在亚洲地区更是排名老大。上海这座城市凭借着它发达的航运,成为远东当时非常闻名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
因为上海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处在中国的南北之中、江海之汇,南北之中就是在中国的海岸线,上海基本上就在中间到南北都能呼应,对外的话它的交通也是最方便的,还有江海之汇,就是长江,是国内最长的江而且是流域最发达的一个地区,这条江它跟海相会就是在上海吴淞口,所以上海处于这么有利的位置。
因此上海能够发展到今天,实际上是一个以港兴市的。所以上海离开了港口,就不能称其为上海。
改革开放之后,黄浦江里的文章更是使上海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港口,世界著名的大港之一。然而,河口里面好做文章,限制也在河口,黄浦江七米左右的水深,始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从九十年代开始,集装箱运输已经成为国际海运业发展的主流,远洋运输船舶越来越大型化,主流型号都已经是吃水在十五米的超大型集装箱船。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上海加快了集装箱专用码头建设,但是新建的外高桥码头,仍然由于长江航道水深的限制,制约了港口的发展。
“我们上海也要有自己的深水港码头!”市长非常坚决地对范无病说道。
范无病却是听得一头雾水,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问道,“这个,请恕我直言,深水港码头可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挖出来的,地利之便总是要考虑的,否则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市长点头回答道,“不错,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哦,那请说来听听?”范无病对此也比较感兴趣,毕竟上海港与横山港的关系应该是属于此消彼长的,他也很想知道上海何以能够解决这个水深不够的大问题。
在听了市长的介绍之后,范无病不由得有了些感悟,心道这人一认真起来,还真是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成为真正的问题的。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建设水深十五米以上的集装箱深水枢纽港,从五年前开始,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将深水港选址列为十大调研课题之首,当时提出了北上、东进、南下三个方案。
北上就是到现在的宝钢那个地区,在长江里面到罗径地区,叫北上的方案,第二个叫东进的方案,东进的方案就是外高桥的方案,东进到浦东外高桥,第三个方案是南下的方案,南下的方案就是到杭州湾,当时提出三个方案,三个方案经过论证以后都感到不具备十五米水深的航道和码头。
既然这三种方法都达不到要求,就只有一个想法了,就是跳出长江口,到外海去寻找上海的深水港的新港址。
在深入长江口杭州湾进行调研踏勘之后,大家决定,可以在距离上海南汇芦潮港约三十公里的大小洋山岛,建设深水港,跳出黄浦江和长江口,走向海洋,向近海岛屿跨越式发展的全新模式。
但是要在茫茫大海上,建起海上深水港,前无古人,工程难度、技术难度、施工经验,林林总总,都是决策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仅仅是工程的前期决策论证工作,就整整进行了五年都没有搞定。
“按照前期的论证规划,必须在建港的同时,开工建设一座东海大桥作为港区与大陆的连接线,这将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市长对范无病说道,“规划中的东海大桥全长三十二点五公里,标准桥面宽度三十一点五米,分上下行双幅桥面,按双向六车道加紧急停车带的高速公路标准设计。”
范无病听了之后,半天都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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