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呀？”迪达勒斯先生问，“我没听说。”

    “牵涉到一位姑娘，”布卢姆先生讲起来了，“于是为了安全起见，他打定主意把儿子送到曼岛上去。可是爷儿俩正……”

    “什么？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小伙子吗？”

    “是啊，”布卢姆先生说，“爷儿俩正要去搭船，他却想跳下水去淹死……”

    “淹死巴拉巴！老天爷，我但愿他能淹死！”

    鲍尔先生从那用手遮住的鼻孔里发出的笑声持续了好半晌。

    “不是，”布卢姆先生说，“是儿子本人……”

    马丁·坎宁翰粗暴地插嘴说，“吕便·杰和他儿子沿着河边的码头往下走，正准备搭乘开往曼岛的船，那个小骗子忽然溜掉，翻过堤坝纵身跳进了利菲河。”

    “天哪！”迪达勒斯先生惊吓得大吼一声，“他死了吗？”

    “死！”马丁·坎宁翰大声说，“他可死不了！有个船夫弄来根竿子，钩住他的裤子，把他捞上岸，半死不活地拖到码头上他老子跟前。全城的人有一半都在那儿围观哪。”

    “是啊，”布卢姆先生说，“最逗的是……”

    “而吕便·杰呢，”马丁·坎宁翰说，“为了酬劳船夫救了他儿子一条命，给了他两个先令。”

    从鲍尔先生手下传来一声低微的叹息。

    “哦，可不是嘛，”马丁·坎宁翰斩钉截铁地说，“摆出大人物的架势，赏了他一枚两先令银币。”

    “非常精彩，对吗？”布卢姆先生殷切地说。

    “多付了一先令八便士，”迪达勒斯先生用冷漠的口吻说。

    鲍尔先生忍俊不禁，马车里回荡着低笑声。

    纳尔逊纪念柱。

    “八个李子一便士！八个才一便士！”

    “咱们最好显得严肃一些，”马丁·坎宁翰说。

    迪达勒斯先生叹了口气。

    “不过，说实在的，”他说，“即便笑一笑，可怜的小帕狄也不会在意的。他自己就讲过不少非常逗趣儿的话。”

    “天主宽恕我！”鲍尔先生用手指揩着盈眶的泪水说，“可怜的帕迪！一个星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跟平素一样那么精神抖擞呢。我再也设想到会这么乘马车给他送葬。他撇下咱们走啦。”

    “戴过帽子的小个儿当中，难得找到这么正派的，”迪达勒斯先生说，“他走得着实突然。”

    “衰竭，”马丁·坎宁翰说，“心脏。”

    他悲痛地拍拍自己的胸口。

    满脸通红，像团火焰。威士忌喝多了。红鼻头疗法。拼死拼活地灌，把鼻头喝成灰黄色的了。为了把鼻头变成那种颜色，他钱可没少花。

    鲍尔先生定睛望着往后退去的那些房屋，黯然神伤。

    “他死得真是突然，可怜的人，”他说。

    “这样死再好不过啦，”布卢姆先生说。

    大家对他膛目而视。

    “一点儿也没受罪，”他说，“一眨眼就都完啦。就像在睡眠中死去了似的。”

    没有人吭气。

    街的这半边死气沉沉。就连白天，生意也是萧条的：土地经纪人，戒酒饭店，福尔克纳铁路问讯处，文职人员培训所，吉尔书店，天主教俱乐部，盲人习艺所。这是怎么回事呢？反正有个原因。不是太阳就是风的缘故。晚上也还是这样。只有一些扫烟囱的和做粗活的女佣。在已故的马修神父的庇护下。巴涅尔纪念碑的基石。衰竭。心脏。

    前额饰有白色羽毛的几匹白马，在街角的圆形建筑那儿拐了个弯儿，飞奔而来。一口小小的棺材一闪而过。赶看去下葬哩。一辆送葬马车。去世的是未婚者。已婚者用黑马。单身汉用花斑马。修女用棕色的。

    “实在可惜，”马丁·坎宁翰先生说，“还是个娃娃哩。”

    一张侏儒的脸，像小鲁迪的那样紫红色而布满皱纹。一副侏儒的身躯，油灰一般软塌塌的，陈放在衬了白布的松木匣子里。费用是丧葬互相会给出的。每周付一便士，就能保证一小块草地。咱们这个小乞丐。小不点儿。无所谓。这是大自然的失误。娃娃要是健康的话，只能归功于妈妈。否则就要怪爸爸。但愿下次走点运。

    “可怜的小家伙，”迪达勒斯先生说，“他总算没尝到人世间的辛酸。”

    马车放慢速度，沿着拉特兰广场的坡路往上走。骨骼咯咯响，颠簸石路上。不过是个穷人，没入肯认领。

    “在生存中，”马丁·坎宁翰说。

    “然而最要不得的是，”鲍尔先生说，“自寻短见的人。”

    马丁·坎宁翰匆匆地掏出怀表，咳嗽一声，又塞了回去。

    “给一家人带来莫大的耻辱，”鲍尔先生又补上一句。

    “当然是一时的精神错乱，”马丁·坎宁翰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应该用更宽厚的眼光看这个问题。”

    “人家都说干这种事儿的是懦夫，”迪达勒斯先生说。

    “那就不是咱们凡人所能判断的了，”马丁·坎宁翰说。

    布卢姆先生欲言又止。马丁·坎宁翰那双大眼睛，而今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他通情达理，富于恻隐之心，天资聪颖。长得像莎士比亚。开口总是与人为善。本地人对那种事儿和杀婴是毫不留情的。不许作为基督教徒来埋葬。早先竟往坟墓中的死者心脏里打进一根木桩，惟恐他的心脏还没有破碎。其实，他们有时也会懊悔的，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在河床里发现他的时候，手里还死命地摸住芦苇呢。他瞅我来着。还有他那娘儿们——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一次次地为她把家安顿好，然而几乎一到星期六她就把家具典当一空，让他去赎。他过着像是在地狱里一般的日子。即便是一颗石头做的心脏，也会消磨殆尽的。星期一早晨，他又用肩膀顶着轱辘重新打鼓另开张。老天爷，那天晚上她那副样子真有瞧头。迪达勒斯告诉过我，他刚好在场。她喝得醉醺醺的，抡着马丁的雨伞欢蹦乱跳。

    他们称我作亚洲的珍宝，亚洲的珍宝，日本的艺妓。

    他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他明白。骨骼咯咯响。

    验尸的那个下午。桌上摆着个贴有红标签的瓶子。旅馆那个房间里挂着一幅幅狩猎图。令人窒息的气氛。阳光透过威尼新式软百叶帘射了进来。验尸官那双毛茸茸的大耳朵泍浴在阳光下。茶房作证。起先只当他还睡着呢。随后见到他脸上有些黄道道。已经滑落到床脚了。法医验明为：服药过量。意外事故致死。遗书：致吾儿利奥波德。

    再也尝不到痛苦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无人肯认领。

    马车沿着布莱辛顿街辘辘地疾驰着。颠簸石路上。

    “我看咱们正飞跑着哪，”马丁·坎宁翰说。

    “上天保佑，可别把咱们这车人翻在马路上，”鲍尔先生说。

    “但愿不至于，”马丁·坎宁翰说，“明天在德国有一场大赛——戈登、贝纳特。”

    “唉呀，”迪达勒斯先生说，“那确实值得一看。”

    当他们拐进伯克利街时，水库附近一架手摇风琴迎面送来一阵喧闹快活的游艺场音乐，走过去后，乐声依然尾随着。这儿可曾有人见过凯利？凯歌的凯，利益的利。接着就是《扫罗》中的送葬曲。他坏得像老安东尼奥，撇下了我孤苦伶仃！足尖立地旋转！仁慈圣母玛利亚医院一座庞大的建筑，那里为绝症患者所设的病房。真令人感到鼓舞。专收垂死者的圣母济贫院。太平间就在下面，很便当。赖尔登老太太就是在那儿去世的。那些女人的样子好吓人呀。用杯子喂她东西吃，调羹在嘴边儿蹭来蹭去。然后周围屏遮起她的床，等着她咽气。那个年轻的学生多好啊，那一次蜜蜂蜇了我，还是他替我包扎的。他们告诉我，如今他转到产科医院去了。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马车急转了个弯，蓦地停住了。

    “又出了什么事？”

    身上打了烙印的牛，分两路从马车的车窗外走过去，哞哞叫着，无精打采地挪动着带脚垫的蹄子，尾巴在瘦骨嶙嶙、巴着粪的屁股上徐徐地甩来甩去。打了猪红色印证的羊，吓得咩咩直叫，在牛群外侧或当中奔跑。

    “简直像是移民一样，”鲍尔先生说。

    “嘚儿！”，马车夫一路吆喝着，挥鞭啪啪地打着牲口的侧腹。

    “嘚儿！躲开！”

    这是星期四嘛。明天该是屠宰日啦。怀仔的母牛。卡夫把它们按每头约莫二十七镑的代价出售。兴许是运到利物浦去的。给老英格兰的烤牛肉。他们把肥嫩的牛统统买走了。这下子连七零八碎儿都没有了，所有那些生料——皮啦，毛啦，角啦。一年算下来，蛮可观哩，单打一的牛肉生意。屠宰场的下脚料还可以送到鞣皮厂去或者制造肥皂和植物黄油。不晓得那架起重机如今是不是还在克朗西拉从火车上卸下那些次等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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