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甚至部队也参与了运车出岛的大行动，海军动用军舰，以调防名义，把汽车全部换上军用车牌，到湛江卸船后，把军用车牌拆下，拿回海南继续运第二批。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在阳光下五彩缤纷，闪闪发亮，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进口用汇总额，高达3亿美元。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雷宇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雷宇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卸下。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国务院特区办的电报中仍称，“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

　　汽车并不是钻石，成千上万的进口、出岛，却让全天下的人都视若无物，这未免太过猖狂，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国家审计署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

　　雷宇被撤职，后转任广东一个农业县的副书记。从被降职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时候，他常常与客死海南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并论。1996年，当他61岁的时候，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的职位上主动退下来，并声称回家侍奉九旬老母亲，由此再成新闻人物，一时颇受社会舆论的同情。

　　在客观上，海南汽车事件让封闭落后的海南一跃而成为开放的前沿，一向羞于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经历了一场刻骨的金钱教育。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海南热”与此大有关系。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改革派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邓小平南巡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悠悠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让海南成了一个“无右岛”，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

　　然而，从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无疑是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变革逐渐滑向对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虚设。任何行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创造性破坏，这种做法一直得到默许和宽容。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制度的漠视与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变得高尚起来，其后果则是整个社会环境日渐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线被轻易击穿。

　　社会舆论对雷宇的评价，最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观念紊乱和制度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官员和企业家们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判断一直非常迷乱，甚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最终，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没有“受贿”这个具体的细节上。殊不知，一个官员的决策行为或企业家的商业活动是否违法，与其个人有否受贿，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关联。

　　对于海南汽车走私事件，雷宇个人的观点非常独特，2004年3月，他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的采访时说：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这是事件观察的另一个角度。换言之，如果政府得益很多，便可以视制度与法律于无顾吗？在这种逻辑之下，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和特定资本的拥有者，其争利于民的角色便显得非常的鲜明了。

　　雷宇晚年定居广州，1999年，有记者登门采访时看到，午饭之后，他与99岁的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宛若老僧。



《激荡三十年》：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崔健：《一无所有》

 
    3月26日，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山西大寨人陈永贵在酣睡中去世。30多年前，陈永贵带领一群穷棒子披星戴月，将一条700米长的黄土山沟，凿成一片能长庄稼的梯田，毛泽东向全国号召“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成为中国农民的偶像。他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依然扎着白羊肚手巾，不改农民本色。重病期间，他每日将医生开的药吃一半留一半，积少成多，存了小半个抽屉，嘱儿子奉还国家。

    陈的去世，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人们似乎已经开始淡忘这位战天斗地、全国最著名的“永贵大叔”了。因为，在这一年，所有人心目中的“农民英雄”已经是另外一种形象。

 
    乡镇企业厂长、农民企业家——他们的名称中总带着点泥土的味道，事实上，他们看上去也是土巴拉几的，整个儿好像刚刚从耕地里插完秧出来。他们无论穿什么牌子的西装总是不合身，很少有人会正确地打领带，他们最喜欢的服饰品牌是法国的皮尔·卡丹和香港的金利来，它们的标识都做得很大，老远就能清晰地看出来。他们的普通话都糟糕透了，还特喜欢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企业介绍册和广告上，而形象都是一律的可笑：坐在偌大的办公桌前，右手在打电话，左手还按在另一台电话上，眼睛呆板地望着前方。德国《明镜周刊》在这一年的报道中说，“在中国，农民胆大而鲁莽……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说，“很多农民企业家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方面的经验”，在7月9日的一篇新闻中，记者说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一家工厂，不知道如何做财务报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生产出质量合格的产品”。但是，这家报纸惊诧的是，他们的事业正欣欣向荣地成长起来，就好像作家余华在很多年后的一部小说《兄弟》中写到的，“他们像野草一样被脚步踩了又踩，被车轮辗了又辗，可是仍然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了。”

    1986年前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两年前的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形态，乡镇企业第一次浮出了水面，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实际已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 848万人。而到两年后的1986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 515万家，劳动力近8 000万，向国家缴纳税金170亿元，实现总产值3 300亿元，占全国总值的20%，“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悄然出现。在看待乡镇企业成长问题上，邓小平有过一个十分诚恳的评价，他称之为“意料之外的异军突起”。1987年6月12日，他在接见朝鲜代表团时指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改革中中央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突然冒出来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这说明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这一年的《人民日报》在3月和4月连续刊登两篇长篇报道，《史来贺风赋》和《乡土奇葩》。

    史来贺是共产党一直倡导的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圣徒式的乡村干部。1985年，史来贺和村党支部其他成员经过反复考察，决定引进一项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设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制药厂——华星药厂。“这高、精、尖项目，咱‘泥腿子’能搞成？”有人担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骚”。史来贺的回答是：“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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