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系亲密的时期，“柳倪配”曾被媒体津津乐道，柳传志曾说，“有的人像一颗珍珠，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我想，我就是那条线。”这个比喻听上去非常的生动，但是却存在着“形象上的悖论”：当珍珠串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时，那条线就会不见了，而事实上，“柳线”比任何一颗珍珠都要光彩夺目。“线与珍珠”的互动与冲突，在柳倪事件上得到了逼真而残酷的演绎。

    媒体也观察到了这场平地而起的柳倪风波，它被认为是“市场派”与“技术派”的一次决斗。这场让所有人都很难堪和痛苦的争吵一直持续了整个下半年，中科院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联想内部几乎所有的高层都站到现实的柳传志一边，工作组的报告称，“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而为了避嫌，香港商人吕谭平也被劝退所持股份。到1995年初，胜负渐渐清晰起来，6月30日，联想董事会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对于任何企业战略决策的评估，都让人陷入两难，“结果”往往是唯一可以参考的依据。日后证明，柳传志把联想带到了一个新的成长高峰，然而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有很多人在固执地争论：如果沿着倪光南的方向走下去，联想乃至中国电脑产业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电脑以及家电产业一直在“贸易”、“制造”与“技术”的发展优先次序上摇摆徘徊。联想跟中关村的所有公司一样，都是靠贸易起家，逐渐形成工业制造能力，进而在技术上寻求进步，而家电业的海尔、长虹及科龙等公司都是从引进生产线起家，然后在市场营销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贸工技”和“工贸技”是两大成长模式，其中。无一例外的是，技术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滞后的一环。而当这些企业逐渐壮大，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正面竞争的时候，技术落后的现状便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在此刻，何去何从，敏感而无比关键。在中国企业史上，柳倪之争带有很强的寓意。它展现了中国企业家在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发展瓶颈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思考和选择。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几乎所有知名的企业家都选择了柳式道路。


【企业史人物】：支教公司

在中国的企业史上，白芳礼大概是最不像企业家的企业家———之所以说他是“企业家”，因为他的确创办了一家公司。跟所有显赫的企业家相比，他肯定是最穷的一个，然而他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无人可比。

1994年，白芳礼81岁。他是一个靠蹬三轮车为业的老汉，不识字，平生古道热肠，从1986年起，他有感于贫穷子弟无钱读书，就每年把蹬车所得全数捐给天津的学校。这一年开春，他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一所学校，校领导把全校教师和300名贫困生都招到操场上，排成整齐的队形，一起朝他举手敬礼。从学校回到家后，白芳礼思量一夜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儿女家的门敲开了：“我准备把你们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款办个公司，赚钱支教。”

不多几天，在紧靠天津火车站的一块小地盘上，出现了一个7平方米的小售货亭，里面摆着一些糕点烟酒等，当头挂着一块牌子———“白芳礼支教公司”，白芳礼当上了经理。他对受雇的员工宣布：“我们挣来的钱姓‘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小售货亭让白芳礼增加了不少支教的财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蹬三轮的生活。他把售货亭交给伙计打理，自己照样天天出车拉活。他说：“我出一天车总能挣回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

为了在车站前拉活方便，他索性挨着亭子搭了个3平方米的小铁皮棚子，里面用砖头搭了一块木板算是“床”，棚顶上的接缝处露着一道道青天。夏天，棚里的温度高达40摄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冻成冰坨子。白芳礼就在这里面住了整整5年。

为了能够多攒点钱，十多年来，白芳礼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捡来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经常就是馒头加凉水。他对记者说，“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都是捡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花钱买的。”有一次，他从果壳箱中捡来一块馍馍当中饭吃，女儿看到了心疼不已，他说：“这有嘛苦？这馍是农民兄弟用一滴一滴汗换来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来吃了，不少浪费些么！”

白芳礼把支教公司和他蹬三轮车所赚得的钱全部捐给了天津的各个学校，从1994年到1998年，他资助了红光中学的200多名藏族学生，月月给他们补助，直到他们高中毕业。他还每个月向南开大学捐款1000元，总额近3.4万元，200多名南开大学的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据不完全统计，他的累计捐款总额超过35万元，其中包括300多名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还有人计算，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5角钱计算，十多年间，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

白芳礼的支教公司开了5年，1999年，天津火车站进行整顿，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白芳礼支教公司”也不例外，那一次，老人哭了。2001年，88岁的他已无力再蹬三轮车，于是就在车站给人看车，他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2005年9月23日早晨，93岁的白芳礼去世。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首富安德鲁·卡内基在遗言中说，“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白芳礼显然比他做得还要彻底，他让人们联想起清末的捐学奇人武训和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里莎修女。特里莎修女在印度创办“儿童之家希舒·巴满”，收养被遗弃的病童、弱智儿、受虐儿或沦为雏妓的孩童。她跟白芳礼一样，为了拯救穷人，把自己变成了最穷的人。在“儿童之家希舒·巴满”的墙上有一段诗歌：“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白芳礼不会写诗，甚至还不识字，但无比完美地演绎了这段宣誓。他是一个圣徒。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很多鲜衣怒马的企业家们高谈“社会责任”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地想起那个穿着不同颜色袜子的老白。

白芳礼去世后，艺术家为他在天津憩园塑铜像纪念，一些大学生专门为他做了一个网站www.baifan－gli.cn，网站的颜色是最单纯的黑白两色，版首有一行字：总有一种平凡，让我们泪流满面。

白芳礼不会写诗，甚至还不识字，但无比完美地演绎了这段宣誓。他是一个圣徒。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很多鲜衣怒马的企业家们高谈“社会责任”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地想起那个穿着不同颜色袜子的老白。


【企业史人物】：君安教父

张国庆第一次成为全国新闻人物是他与万科王石的那一仗。
   1994年3月30日上午10点30分，深圳最大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的总经理张国庆来到王石的办公室，他只坐了5分钟就离开了。王石被告知，君安已经联络了部分万科的股东，准备对万科的经营战略提不信任票，并建议改组董事会，新闻发布会将在2个半小时后召开。
    两年前才创办的君安是一家“深不可测”的证券公司，拥有强大的政府背景资源。去年，它承销万科B股，成本在每股12元，结果推销不力，股票上市价每股只有9元，它手中压了1000万股。按王石的揣测，张国庆此次袭击万科，就是为了炒作改组新闻，拉抬股价，然后乘机出货减亏。
    这是中国企业史上，股民与董事会的第一次直接对抗，因此它被称为“君安事件”。被逼到了墙角的王石自非等闲之辈，他当即动用一切关系和手段，先是稳住一部分参与倡议的股东，然后向深交所提出紧急恳请，以“防止人为操纵股价异动”为理由，要求停牌万科。在之后的几天内，张国庆与王石各施伎俩，隔空交战，媒体一时沸腾，而股票却硬是被停牌了整整4天。王石还查出，君安高层在暗中建“老鼠仓”，总计购买了2000万元的万科股票，想通过炒作套利，这一发现让君安发难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最终，北京的证监会站到了王石一边，试图靠袭击战而牟利的张国庆见大势已去，只好向证监会的南下代表承诺：“既然是你们发话了，就是一盘臭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咽下去。”
    自“君安事件”后，张国庆再没有染指万科。1998年，君安因股权变革而引人瞩目，王石偶尔获悉有人可能要举报张国庆，或许出于惺惺相惜，他通过渠道暗示张国庆小心，张大咧咧地回复说，这是不可能的事。1个月后，王石上班，办公室门口有一个花篮，秘书说是一个“张总”派人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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