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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主播的抗议很快得到了热烈响应。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以“玷污了中国传统文化”为由,联名提议关闭这家咖啡店。路透社记者引用黑龙江省人大代表、中泰合资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姜鸿斌的话说,“星巴克应该立刻从故宫里搬出去,不能让它继续玷污中国传统文化了。只要它在故宫里多待一天,就对我们的文化多一分挑战。”7月13日,故宫星巴克店停业撤离。由芮成钢发动的这场传统文化保卫战大获全胜。不过,“保卫者”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在星巴克撤出后,如果游客,特别是每年人数高达160万的外国游客要喝一杯咖啡,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在星巴克撤出后的两个月。9月21日,一家名为“Forbidden City 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咖啡店又在“九卿朝房”悄悄开张了。
在2007年,除了要把星巴克赶出故宫的中央台主播芮成钢之外,还有一个人差点成为“民族产业保卫者”,他是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
4月2日,《经济参考报》以《宗庆后后悔了》为题,披露宗庆后对11年前签署的合资合同追悔莫及。他表示,“由于当时对商标、品牌的意义认识不清,使得娃哈哈的发展陷入了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他同时指责达能集团有垄断中国饮料业的事实企图,并为此呼吁社会公众“保卫民族产业安全”。4天后,宗庆后在新浪网接受在线访谈,九成以上的网民赞同与达能解约,宗庆后大受鼓舞。法国达能方面则迅即做出反应,指责宗庆后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搞“体外活动”,先后设立了61家游离于合资母体之外的非合资企业,这些由宗氏家族掌控的“体外”项目规模及经营业绩甚至超过了合资企业。达能中国区总裁范易谋颇为动气地说,要让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双方火药味十足,很快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宗庆后宣布辞去董事长职务,娃哈哈员工和经销商相继发表了几份义和团式的公开信,甚至还有员工在召开董事会的五星级酒店门口拉横幅抗议。而达能则向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庭提起国际诉讼。
如果从娃哈哈的产权衍变来透视,这场“离婚官司”的时代逻辑清晰可见。20年前,宗庆后用自己卖练习簿和棒冰积攒的钱办起了一家工厂,然而受体制所困,他不得不戴上一顶集体经济的“红帽子”,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家企业再“洗”回成自己的。1996年,他通过与达能的合资先是完成了第一次产权重组,后者出资4500万美元收购娃哈哈51%的股份。继而在1999年的产权清晰化运动中,宗庆后设法让政府同意把国有资产的54%转让给他和他的团队,其中他个人拥有29.4%的股份。在此之后,宗庆后开始大规模地设立“体外公司”,这些企业的产品使用的都是合资公司所拥有的娃哈哈品牌。2006年底,达能对他的这种行为提出抗议,并提出要么终止使用娃哈哈品牌,要么把“体外公司”卖给达能。宗庆后不从,随即以“保卫民族产业安全”为名敲响了对抗的战鼓。
哇哈哈与达能的舆论大战是这年上半年最热闹的财经新闻。这场眼看被点燃的“哇哈哈保卫战”没有得到主流财经媒体的呼应,很多财经人士认为,饮料行业已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领域,国家保护已无必要,宗庆后试图毁约,缺乏必要的契约精神,而他企图挟民族主义狂热达到自己商业的目的,则更不应该支持。更有记者在细致地调查中发现,宗庆后及其妻女早在数年前就持有外国护照。从1998年开始,宗庆后及其家族在境外悄然设立11家海外离岸公司,并以它们为主体发展了数十家非达能合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宗庆后能够把哇哈哈品牌从达能手中夺回,就“资本血缘”而言,也与民族产业无关。
一直到年底,宗庆后与达能的这场“离婚官司”仍然尘埃未定,充满种种的变数。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式商业的种种变通与曲折,也展现出不同利益所有者对政策与环境的利用与角斗。
对于崛起中的大国来说,需要调整的除了心态,还有责任。
这年“五一”黄金周到太湖旅游的游客发现,不少区域的水面漂着一层绿膜,最厚的地方像覆盖了一层绿油漆,有的地方漂浮大片死鱼。专家解释,这是蓝藻暴发。蓝藻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藻类原核生物,常于夏季大量繁殖,腐败死亡后在水面形成一层蓝绿色而有腥臭味的浮沫。
到5月29日,受蓝藻暴发影响,江苏省无锡市大批城区居民家中自来水水质骤然恶化,气味难闻,无法正常饮用,超市中纯净水被抢购一空。蓝藻事件震惊全国。蓝藻泛滥,完全是工业污染所致。太湖沿岸化工企业林立,污水排放没有监控,造成太湖水呈现严重的富营养化,平均氮、磷含量均高于标准10倍以上。近两年,太湖流域工业和生活污水年排放量达53亿吨,而污水处理率仅为30%左右,污染物总量已远远超过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采访时看到,这个总面积仅有73.2平方公里的小镇,最多时有30多家化工企业。记者在太湖边看到的景象是:湖边大约一二百平方米的范围内,都被蓝、绿、黑、灰等颜色覆盖,湖面散发着一股恶臭,有些地方看不到水面,都已经凝固成块,如同粪坑一般,上面停留着不少苍蝇。三艘渔船停靠在岸边,但很显然早已派不上用场。湖边倒也有不少芦苇,但芦苇的茎部已经被蓝绿色的污染物染上颜色。偶尔有几只水鸟从湖面飞过,却始终找不到落脚点,不得不飞向远处。
太湖之祸仅仅是中国水体污染的一个缩影。7月,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沉痛地透露:目前水污染已经逼近危险临界点,全国七大江河除了干流因水量大水质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国家花费10年时间、巨额投资的努力和成果已被后来流域内的重新污染所抵消。潘岳说:“如果不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们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和谐问题。”
再放大了看,水体污染又是环境恶化的一个缩影。在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高污染与高能耗成为大国崛起中两个令人尴尬的伴生物。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伴随着经济的成功,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家国际组织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哪个国家曾在垃圾制造方面经历过如此大规模、高速度的增长。”
上年,英国《独立报》记者查尔斯·沃克在一篇题为《醒来吧,闻一下碳化物的味道》的报道中称,中国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整个欧洲排放的还要多。如果从太空中看,北京和上海的位置是大片的含硫云层。在华南地区,广东省的工业污染已经影响到了香港。在过去3年里,香港的能见度下降的天数多了两倍,由于这个因素,40%的企业难招募外籍人士。
美国《新闻周刊》则登出了一篇题为《中国输出污染》的文章。记者写道,“多年来,北京的空气像一碗浑浊的蛋花汤……在西方,‘中国制造’是廉价货物的同义词,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正在输出更为昂贵的产品:环境恶化。酸雨和其他污染物正在毒害中国近1/4的耕地,甚至日本和韩国部分地区的农作物也因受到中国酸雨的侵袭而枯萎。过度伐木和草场退化造成的沙尘暴在北方肆虐,甚至吹到了美国西海岸,如今27%的中国国土正在沙漠化。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国紧随其后,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污染源”。
这一年,随着奥运会赛期逼近,北京的空气污染再成国际关注话题。11月,《凤凰周刊》披露,美国奥委会正在考虑是否要为美国运动员配备活性炭空气过滤面罩。周刊说,“尽管佩戴面罩参赛的主意将使东道主北京丧失‘面子’,并非好客人的作为,但美国奥委会专家从保护运动员健康的角度出发,没有放弃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试验”。
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面临极限挑战。根据专家计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5%,但为此消耗的资源量却十分惊人,我们消耗了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化肥的30%。由于资源消耗增长过快,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
中国的高能耗成了全球能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出现了“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的怪现象。与高能耗并存的则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中国火电供电煤耗每千瓦时为379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05千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5千克;电解铝交流电耗为每吨15080千瓦时,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80千瓦时;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倍以上;我国现有各类电动机总功率约4.2亿千瓦,运行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相当于每年多消耗电能约1500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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