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说自己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借贷无门，只好重操旧业。张一麐信以为真，薄责后仍予银元数块，助他翻身。
　　可惜几天后，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无言。张一麐命衙役将其送狱。
　　小偷突然大哭起来。张一麐问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动不便。一日不在家，则母亲必挨饿，是以哭耳。”
　　张一麐的母亲在后堂听见，颇为所动，呼儿子进，命加倍资助，将其释放。
　　小偷深受感染，终于改邪归正，自力更生，传为一段佳话……
　　一长列黄色肩舆抬着太后赏赐的礼物，在鼓乐队的开道下来到袁府。
　　正门前，大头跪迎御礼，将之小心安放于正厅尽头事先铺好黄绫子的台桌上。
　　在两列侍立官员的注视下，袁世凯对着台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恍惚间，他仿佛觉得时光凝滞了。
　　当年隋炀帝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经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zhuó，砍）之？”结果后来果然被斫了去，一点剧情的逆转都没有。
　　这片土地似乎早已对暴力习以为常。屋子总会拆掉，繁华终归如梦，空余几个酸腐文人发些一文不值的黍离之叹聊表装饰。
　　兴亡循环往复，美好永难实现，心灰意冷的草民就是一只只待罪的羔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直到虚无地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干粮。
　　这样的羊要么萌生做狼的野心，要么对一切漠然以对，成为马尔库塞所讲的“单向度的人”，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久之，整个社会不再相信改变和进步能够发生，陷入到“对付着过”的失败主义当中。
　　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妄。一切都如宋祁词中所写：“因循不觉韶华换。”
　　当初宋人打不过金人，自嘲说：“金人有狼牙棒，我只有天灵盖！”因循得久了，便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没，在听到诸如“无代表权不纳税”（英国《大宪章》）、“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法国《人权宣言》）等响亮的声音时，也只能空叹“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程颐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在这片土地上却广泛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即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非由于本性邪恶，而是因为麻木不仁、脑袋空空。
　　荒漠中，人们怀揣着自私与虚伪的护身符苟活着。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意义与价值也不会来。一切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还将长久地姑且下去，不知岸在何方。
　　袁世凯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离散型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的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无视中央，部门不管全局。
　　官吏各谋私利，朝廷垮台与否早就与己无关，反正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大船。
　　这简直就是经济学理论“巴泽尔困境”的真实写照——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占便宜。
　　当所有人都把公权力当成摇钱树时，袁世凯坚信，清廷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民众早已从桥上走了过去，清朝统治者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这说不过去。
　　然而，专制不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恶人也不会主动退出。就像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人自己决定醒来。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制度，以便即使当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袁世凯别无选择，唯有如《教父》里的迈克尔·科里昂一般，戴上沉重虚伪的假面，在昏暗的舞池中优雅地跳完这段亡清之舞。
　　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
　　取得权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学的位置。
　　在权力的染缸里待上十年，聂鲁达恐怕也不再会写诗。
　　于是，东方文明的光荣和耻辱、良知与权术，焦不离孟地缠绕在袁世凯身上，写下无数个惊叹号跟一个问号。
　　改得了的叫缺点，改不了的叫弱点。历史其实只告诉世人一句话：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此，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句话就能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由于始终未能解决公权与民权的矛盾，统治者总是宿命般地掉进同一条沟里。
　　也因此，《罗马帝国衰亡史》皇皇六卷，实则只讲了一个故事：罗马皇帝因惧怕政敌的刺杀和民众的反抗而过于倚仗禁卫军。结果，本来用于护驾的禁卫军逐渐发展成决定皇帝生死的绑匪。
　　于是，暴力成了谁可以上位的基本规则。当禁卫军杀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卖了他的皇位。荒诞的是，还真有人买，可当他买下后没坐几天，便被禁卫军给杀了。
　　也许，这就是袁世凯迷恋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视行政管理经验，不信任自发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行为。
　　生在权术大国，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袁世凯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的确，身处于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由此并发的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无比的世界。
　　然而，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会的必经之路，你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选择同世界和解，选择相信。
　　毕竟，戴一辈子面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独角戏，确实很难。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30岁时便死了。一过这个年龄，就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走样。
　　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确实，人这辈子，越活越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越活越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
　　后现代的荒诞就是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因为明天生活还会继续欺骗你。杜琪峰那些充斥着宿命与巧合的片子，昆汀电影里前一分钟还大谈《圣经》后一秒便死于非命的杀手。人艰不拆？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谁说你前面受的苦，便是为后面的幸福按揭？天道酬不酬勤，看老天的心情。故，《无间道》里的陈道明饱经沧桑地感慨道：“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
　　命运如此残忍，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用时间这把杀猪刀摧枯拉朽地谋杀着青春、真爱和梦想，把人们塑造成平庸乏味、原则尽失，如打印纸般规整的橡皮人，在随波逐流中褪去生命的意义，最后还派死神在终点好整以暇地收割一切——那么，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痛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不操纵命运，命运便操纵你。
　　看清这一点后，袁世凯真正体悟了“忠恕之道”。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以功名利禄收买、驱策他人，说到底，真正的动机还是以诚动人、以心交人。
　　而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袁世凯又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最早兴办女子学校，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却偏爱自己的女人缠足；他练新军，废科举，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却迷信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办中国的事。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天津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他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自治，在基层选举中激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吁恳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选举真刀真枪，充满了诚意。然而，选民们抱着“莫谈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
　　于是，他派出人马，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回来后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
　　费尽心血的结果是13000个合格选民，只有1300人主动登记。
　　袁世凯不甘心，又威逼利诱，勉强动员了8000人投票，选出由30名乡绅组成的地方议会。
　　不久，袁世凯黯然离津。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生根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同坐而论道的公知不同的是，袁世凯不会因为有人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便质疑国民的素质，进而撰文论述“尔等不配拥有民主”。
　　须知国民性自古如此。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每一次大乱都伴随着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这，却是高居庙堂的精英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
　　如果命若蜉蝣的乱离人学不会见风使舵，趋利避害，早就被优胜劣汰了，还有机会明心见性、反躬自省？
　　因此，比起如何让阿Q们致良知，袁世凯更关心的是面对现实，点滴改良。
　　那是一个纷纷扰扰，雾里看花的时代。若说1911年之前，袁世凯心底尚有一个笃定的目标，那么，随着世事愈发凌乱，他开始感觉到所谓专制与民主，不过是人性深处的两端在现实世界里的投影。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