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视群氓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突出体现了“两暴文化”。一个暴君，一个暴民，轮流坐庄。顺民被暴政盘剥得太厉害，就会变成暴民，揭竿而起，取暴君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久，蜕变为暴君，进入下一个轮回。
　　穿上龙袍即暴君，脱下龙袍是暴民，骨子里都一样，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起义口号喊得再响亮，也不代表暴民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历代亡国之君，非亡于无德，而亡于无能，以至于官僚体系失控，土地兼并、财政赤字，最后政治经济全面崩溃。
　　同样身处黑色世界的徐世昌，遵循的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活态度。情顺万物而不应物，一切顺势而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袁世凯的目标表示不解，直到一天，提起这个问题时，袁世凯表明了心迹：这的确是空前的挑战。但少了它，人生将是何等的空虚啊！
　　徐世昌明白了。此事无关立场无关良知无关道义无关生前身后名，亡清的意义就是亡清本身。
　　这是袁世凯的游戏，早已深深嵌入他的生命。这是一款需要献祭的游戏，殉道者的幸福不在结果在过程。
　　
　　第二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
　　
　　搏击俱乐部——论林则徐的人格分裂
　　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
　　一年后发生的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变将慈禧推上权力的巅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廷进一步迈向覆灭的深渊。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门到礼部衙门长达五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翘首张望的中国民众。他们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声地目送英国公使额尔金乘坐的轿子在英国龙骑兵和步兵团的护卫下，前往《北京条约》的签字现场。
　　这一天，对道光帝最宠爱的第六子，年仅二十七岁、刚刚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的恭亲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满了屈辱。
　　一个英国使团的随员后来回忆道：当额尔金的轿子随军乐团吹奏的《天佑女王》抵达时，亲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礼，但额尔金只是“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礼。
　　在深入到这个停滞而破碎的帝国核心后，北京城让前来游历的英法两国使团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们还能想象一下，这座巨大的城池该掩藏着多少奇珍异宝。一旦走进，却发现到处都是肮脏的房舍。旗人区的主要街道，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宽阔，但既没有铺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仅仅是破烂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污水。垃圾和粪便随处可见，臭气冲天。”
　　一个法国军医在日记中写道：“衣衫褴褛、满脸怀疑的老百姓在坑坑洼洼、布满车辙的大道上毫无生气地跋涉。延绵不断的，是用没烧透的青灰砖砌成的单调房舍，这使我们失去了远距离眺望京城时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黄色落日余晖中的无限遐想。”
　　为了讨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会几个天前才下令焚毁了圆明园的额尔金，如果他愿意，欢迎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
　　11月6日，英法使团在钦差大臣的带领下走进紫禁城。
　　然而，一个法国使团的成员对这座帝国心脏的第一印象不过是：“诚然，皇宫拥有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总体状态破败不堪。建筑上到处是裂缝和苔藓，书房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迁往圆明园，并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在这一天，《北京条约》的协议被写成布告，张贴在城墙上。
　　墙壁前人头攒动，一些识字的，将条约上的内容逐条解释给其他人听。人群充满了好奇，窃窃私语，仿佛在讨论一则无关痛痒的茶余饭后的话题。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其实，在以吏为师的中国，所有的愚昧和丑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间，画家王翚（huī）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词，说这是宋代一件临摹品的临摹品；和他同时代另一个擅长画花的恽寿平则被评论家赞为“深得北宋画家徐崇嗣的‘没骨’之法”，将二人的作品相提并论。
　　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你经常能看到，在遥远的过去，某某因为复兴了更加遥远的某种诗词散文的写作风格，而名垂文学史。
　　这是因为，在赫胥黎的《天演论》被严复介绍进来之前，古人的大脑里是没有“时代在进步”这个观念的。
　　因为孔子憎恶春秋的礼崩乐坏，儒家就认为最好的时代在上古，越往后越差。孔子焚膏继晷地吹捧尧舜禹，即使这三人的事迹怎么看怎么像神话。
　　传统的力量是如此顽固，以至于纪晓岚武断地认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做的《坤舆图说》中有关世界七大奇迹的记载，是抄袭的中国古书。
　　鸦片战争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广州前线指挥打仗。他杀了几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龙王爷，掀翻英舰。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杨芳，率大批湘勇入粤，还没开战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说局势应该有利于我才对，怎么越打越悲剧？肯定是敌舰上藏了善使巫术的人。于是，他命人广贴告示，收购妇女用过的马桶，将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个副将掌控，以马桶口面朝英舰冲去，破敌邪术。
　　其实，连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清宫剧里的林则徐，也在日记中自以为是地嘲笑英国士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国妇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则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这不仅于事无补，还造成了他人格的严重分裂。
　　于是，两个林则徐出现了。一个是教科书里的文臣模板，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则徐是主战派，他用中国的古法百战百胜，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则徐的奏章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没有机会实践他的那些战法。
　　幸好没实践，不然林文忠公恐将晚节不保。
　　常人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购买外国枪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同时，他将搜集到的材料交给魏源，助他编成《海国图志》。
　　此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幕后推手林则徐却并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镁光灯下。他经常叮嘱友人，不要将他写有对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给第三者看，后来在陕甘和云贵总督任上，也绝口不提改革。
　　因为公然承认天朝上国比“英夷”落后，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故此，对林则徐的评价，蒋廷黻（fú）一语中的：宁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更令人羡慕的是，林则徐死得非常及时，死在了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俩月，是非功过就不好说了。
　　灾民灾官
　　新旧交替的时代呈现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画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僧格林沁由衷地称赞英法炮火“丈余壕墙，竟可穿透”；湘军悍将胡林翼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建议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授予外国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不止一次地愤然抨击那些虽仍在读儒学经典，却孜孜以求西学的官员。
　　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如果将镜头聚焦于华洋杂处的上海，跟拍一个用群众演员即可胜任的角色，这种时代的变革给个体带来的困惑、紧张甚至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个来自内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马厅观赏“夷人”特有的娱乐活动——跑马。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里，摩肩接踵的公众场合绝对应当是妇女的禁区。但令他错愕的是，跑马厅内竟然“士女云集，举国若狂”。于是，路人甲愤怒道：“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事实上，真正疯狂的是跑马厅外的世界。
　　这是一个万马齐喑、颠倒黑白，把潜规则当规则使，最后人人无视规则，个个成为赌徒的蛮荒世界。
　　这个世界用接二连三的事实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还黑。
　　尽管它盖着一层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书的年薪换算成人民币不过四万元，相比于天价的往来应酬可谓杯水车薪。当然，扫大街的都知道，对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节过节费）、冰敬（夏天消暑费）和别敬（外放道别时的馈赠）才是收入的大头。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但京官的漫天要价还是让地方官视进京为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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