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菩萨从来不关心信众的死活，倒是热衷于将他们绑架到权力斗争的战车上，乐此不疲。
　　拜毓贤所赐，山西曾是义和团的天堂，传教士的地狱。而庚子之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地方官将办理教案当做第一要务，以教民之意为圣旨，随意捉拿“拳民”。更恶劣的是，辛丑年山西闹灾荒，地方政府只赈济教民，无视平民，坐看其自生自灭。
　　结果，连曾经的反洋急先锋义和团的团头们，也纷纷入了教，理由非常讽刺：不受辱，不受气。
　　晚清最后十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激增了一倍，达到一百三十万之众。
　　不知上帝在云端作何感想？
　　列强陆续撤军，俄国赖在东北既不合情理，也面临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1901年10月，俄使向李鸿章提出以道胜银行的名义办约，掩人耳目，遭到拒绝。
　　俄人不断催逼，七十八岁的李鸿章内外交煎，连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西医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悉心照料，曾听到探访之人劝李鸿章保荐直隶总督的人选。
　　李鸿章默然半晌，道：“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罢了。”
　　周馥清楚地记得，老头说话时，愣愣地望着窗外。
　　那分明是山东的方向。
　　1901年11月7日，“内悦昏君，外御列强”了大半辈子的李鸿章撒手人寰。
　　身高一米八三的他，与伊藤博文、俾斯麦一道，被西方人并称为“当世三杰”。一生写了两千六百万字，堪称劳模的他，却在中国这个动辄得咎的老大帝国，刷新了被人弹劾的纪录（八百多次）。
　　他是第一个拍X光片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撰文介绍蒸汽机的科普作家。
　　临死前，俄使仍伫立床前，逼他画押，遭到拒绝。
　　毛子丧气而去，看样子不会善罢甘休。
　　李鸿章一边哀叹“毓贤误国”，一边让于式枚代拟遗疏，鼓励慈禧振作发奋：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恍惚中，他忆起二十岁上京应试时的情景。
　　彼时的大清，刚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但在文人士子看来，这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天朝仍然具备万国来朝的实力。
　　李鸿章亦作此想，连写了十首《入都》，其中一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广为传颂。
　　谁知，灾难一开始便收不住脚，插曲竟是序曲，悲歌一放六十载，直至曲终人散。
　　一个甲子宛若一道轮回，在生命的尽头，李鸿章带着无尽的遗憾，口占一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贤良寺，落叶秋风，寒鸦聒噪。
　　周馥发现李鸿章断气时，只见他“双目犹炯炯不瞑”。
　　慈禧在行宫收到周馥的电报，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少了这样一个“安危系之，存亡系之”的中兴名臣，她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黄花晚节，重见芬芳。李鸿章身后哀荣无限，追赠太傅、晋一等侯、谥文忠、入祭贤良寺。
　　能给的都给了。
　　直到1908年，李鸿章去世的七周年祭日，《纽约时报》还出专刊纪念道：“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更宽阔的视野，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
　　也许，只有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的评价最为掷地有声：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第八章 只手推进清末新政
　　
　　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继任直督的人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抛开私人恩怨，李鸿章属意的接班人是袁世凯，甚至传言其曾亲口告诉于式枚“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洋人也青睐既懂外交又很开明，关键时刻还能保护他们不被乱民砍杀的袁世凯。
　　慈禧更无异议。一来对大头的好感达到顶点；二来列强能饶她一命殊为不易，自然要尊重洋人的意见；三来武卫军四支部队皆被打残，只剩武卫右军兵强马壮，正需袁世凯带上来护卫京师，安定人心。
　　当然，竞争对手不是没有，比如刘坤一和张之洞，资历都比袁世凯老。
　　问题是前者再过一年就要挂了，后者压根儿不想离开老巢重打江山，毕竟湖北新军已初具规模。
　　众望所归之下，盛宣怀致电袁世凯：
　　旋转乾坤，中外推公。
　　大头自然觉得“非我莫属”，连推辞的场面话都霸气外露，说我一走，“齐鲁必乱”。
　　这肯定是耸人听闻，不过袁世凯一走，有人必定难逃一死。
　　山东按察使胡景桂。
　　胡大人是老相识了，以前当御史时便参过大头一本，说袁世凯滥杀小站附近的百姓。
　　真相却是一帮投机倒把的商人，披星戴月地跟军营里的兵油子做生意、搞腐败，结果被大头逮住一个为首的砍头示众。
　　虽然荣钦差的暗访还了袁世凯一个清白，但因此受到的精神打击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大头接掌山东后——胡景桂恰巧是其属官。
　　胡大人不用想也知道自己悲剧了，只好小心谨慎，低调做人，尽量不让袁抚台抓住把柄。
　　岂料，袁世凯竟主动与他冰释前嫌，还让胡景桂在武右卫军里兼了个差，以示竭诚重用。
　　当然，胡臬台也不是废柴，在自己分管的司法领域坚持秉公执法、依律办案，赢得了大头由衷的钦佩。
　　年终密报给朝廷的考核中，袁世凯对胡景桂的评语是“诚朴亮直，任劳任怨”。
　　如果仅此而已，你可以说袁世凯不过是大公无私罢了。
　　可当洋人要求惩办祸首的“黑名单”出炉后，胡景桂不幸位列其中，大头又一次施以援手，同德使交涉，将其摘除时，这只能用高风亮节来解释了。
　　袁世凯一向痛恨主战派误国，却偏偏保了胡景桂。有人不解地问他何故，回答只一句：值此时局，尚闹意见，成何体统？
　　不是收买人心，也不单单是以大局为重，而是真切地认识到人才难得，惺惺相惜。
　　在他看来，关系的深浅远近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拔不遗余力，官位金钱在所不惜。
　　看一个上司是否有所作为，值不值得追随，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唯亲即可。凡器度窄小、爱搞小圈子的领导，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
　　可惜，现实的土壤更适合培养碌碌无为的庸才，芸芸众生的理想早被无情地磨灭，只剩下柴米油盐、一地鸡毛。
　　胡景桂成为大头的得力助手，直至病逝，始终追随其左右。
　　人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求才若渴绝非空话，而是你兜里只剩一块钱，还舍得分给别人八毛。
　　时无英雄，盖因无人能做到袁世凯的十分之一。
　　倒是戏子盈路，呈现了一台比《钦差大臣》还滑稽的闹剧。但舍弃真心，《罗织经》也救不了你。
　　离鲁前，袁世凯又去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看了看。这是继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唯一遗产，北大前身）之后，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由大头一手创办，教学内容涵盖中西、文理兼备，首任校长周学熙。
　　残雪犹存的官道上，一队从济南开出的人马正急匆匆地向北行进。众星拱月般护卫着的，正是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太子少保衔的袁宫保。
　　身旁并行的是即将赴任津海关道（天津海关关长）的唐绍仪。两人一路谈笑风生，来到河北境内。
　　周馥早已携带官印在高阳县恭候。
　　香案前，袁世凯率领随官遥望两宫行在，叩首行礼，谢主隆恩。权力交接就在这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完成了。
　　晚清的直隶总督署，保定与天津各设一处，直督隔段时间便往返一次，体验不同的办公环境。
　　作为通商口岸，天津经济繁荣；作为北京的门户，又承担着防御从海上登陆之敌的重任。因此，逐渐取代保定成为直隶总督的常驻治所。
　　然而，《辛丑条约》虽已签订，天津临时政府却仍未解散。
　　袁世凯愤怒了，待在保定，郑重宣布：天津临时政府一日不撤，联军军官一日不走，我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
　　唐绍仪前往交涉，一面以强硬的姿态告知各国“此事不办，条约里的善后事宜将无从谈起”，一面通过英美居中斡旋，总算搞定了这帮赖皮。
　　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
　　1902年8月15日，天津顺德饭店。
　　欢送宴会上，一个德军少将举着浅褐色的威士忌，劝慰那些盯着精神抖擞的袁世凯垂头丧气的同伴道：别忘了，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套子。没有军队保障的政府会是什么样？到时，他还得来找我们。先生们，天津永远是我们的！Cheers！
　　原来，条约规定，天津及周边十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但以为如此便能难住袁世凯，就大谬不然了。
　　三千名武卫右军的士兵换上新的警察制服，开进天津市区和秦皇岛、塘沽等地，担负起维护治安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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