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反对派的挑拨离间，袁世凯的疑心病渐渐发作。
　　随着内阁被改为直接向大总统汇报的政事堂，居间联络府院（总统府、国务院）的总统府秘书厅撤销，梁士诒被贬为税务督办（国税总局局长），周自齐也从交通总长变成了农商总长。
　　当然，袁世凯决不会扔掉自己的钱袋子，而称帝这种兴师动众的事则更需要交通系的鼎力支持。
　　问题是梁士诒从内心抵制帝制，被袁世凯召见十四次，每回都顾左右而言他，决不松口。
　　袁克定建议敲山震虎，“五路大参案”旋即爆发。
　　铁路系统的官，一查一个准。在肃政厅的严参下，津浦、京汉、京绥、沪宁和正太五路局长营私舞弊的黑幕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时间舆论沸腾，对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心交口称赞。
　　五个司局级撤职受审，由此牵连出的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也被停职。
　　见火候差不多，袁世凯叫来绝望的梁士诒，道：“参案本有君，我令去之！”
　　袁克定更直接，找到梁士诒问他肯不肯帮忙操盘，恢复帝制。
　　为了保全交通系，一身冷汗的梁只好点头。
　　财神的加入如虎添翼，运动进入快车道，五路参案也化作青烟，随风而去。
　　在总统班底的运作下，由段芝贵牵头，二十个省的军政首脑联名通电，劝袁世凯“速正大位”。
　　当然你会问，这帮人无法无天惯了，怎么突然步调一致起来？
　　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各逞其私。
　　有搞政治投机、图谋再上层楼的，如湖南的汤芗铭；有阳奉阴违、暗中磨刀的，如云南的唐继尧；有和光同尘、人云亦云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当然，也有指哪打哪的李逵，如安徽的倪嗣冲。
　　不过，北洋系资格最老的段祺瑞、冯国璋和张勋始终没吭声。
　　懒得伺候太子的段祺瑞已把陆军总长的帽子扔给王士珍，甩手不干；冯国璋正因老头子欺骗了自己生闷气；张勋对复辟是喜闻乐见的，但他拥戴的皇帝是溥仪而非袁世凯。
　　“民意”被迅速伪造出来。参政院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各省代表在当地投票表决国体。当然，代表资格都是经过审查的，选票也是实名制，保证万无一失。
　　以四川为例。在陈宧的安排下，会场每个代表的桌上都放有毛笔一支、墨水一盒、点心一盘，在笔杆、墨盒与点心上，全部刻有“赞成帝制”四个字。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张选票，全部同意改行君主立宪。
　　更搞笑的是，在朱启钤的暗中叮嘱下，各省的推戴书毫厘不差，一看就是统一的模板：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接着便是三推三让的老戏。鉴于大总统曾有“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杨士琦舞文弄墨，强词夺理，极力辩解；袁世凯则口口声声“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自拉自唱，配合得天衣无缝。
　　忠心耿耿的张一麐自觉是最后一道防线，泣血劝阻，无效后当众顶撞袁世凯道：“果犯天下大不韪，群必起而共击之！”
　　帝制派下来就进谗言，说：“不诛少正卯，何以平众愤？”袁世凯打断道：“一麐罪不至此。”
　　政事堂开会讨论登极仪式，张一麐起立力斥帝制之非，遭到群嘲，应诏旁听的倪嗣冲甚至拔枪怒目而视。主持会议的徐世昌赶紧去拉张的衣角，说“仲仁随我来”，方才平息冲突。
　　事实上，连徐世昌也已经跟不上袁世凯的节奏。
　　他可以帮慰庭老弟独裁，但坚决反对称帝。
　　无他，料定必败。
　　徐世昌悬节而去，只留下一封措辞委婉的辞职信：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
　　袁克定奉命登门劝解，徐世昌淡淡道：“我不阻止，亦不赞成，诸君好自为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陆徵祥搬出来当傀儡国务卿。
　　失望的张一麐也跟着辞职，不想失去诤臣的袁世凯马上改命其为教育总长。见能远离是非，张也不再固辞，只是就任后涛声依旧地唱衰帝制。
　　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未能达成共识。
　　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经常同四弟克端、五弟克权讨论老爸究竟是王莽还是曹操，最后一致认为是妄图篡晋的桓温。
　　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嘲讽长兄，说他一个瘸子，岂能君临天下？
　　袁克文则发挥特长，写诗讽劝袁世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然而，神也拦不住袁世凯称帝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他发表申令，接受推戴，改元“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恍惚间，大隈重信似乎看到中华帝国的军队正在琉球抢滩登陆。
　　不应恐惧死亡，应恐惧未曾真正活过
　　中南海，居仁堂。
　　早上9点，登极仪式在仓促和低调中举行，各部司局级以上官员参加。
　　是日，袁世凯没穿定做的龙袍，而是身着大元帅服，立于龙座旁，接受百官朝贺。
　　段芝贵传洪宪皇帝的话，说行礼简单些，三鞠躬即可，但众人仍旧跪拜，个把奴性重的还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现场没有司仪，一片混乱。
　　只行鞠躬礼的张一麐鹤立鸡群，引来众人侧目。一莽夫冲上去将其强行摁下，一麐含泪哀鸣。
　　袁世凯左手扶椅，右掌朝上，不断向行礼者点头。对年长位高者，则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流露出一种内心受用而故作谦逊的复杂表情。
　　仪式草率结束，给时任参谋部次长的唐在礼留下的印象是“坐在家里称天子”。下来后，照常上班的官员们彼此交流着心中的疑惑。
　　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
　　袁世凯注意到，黎元洪没来。
　　黎胖子已经消失三个月了。自从袁世凯帝制自为以来，他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院长和副总统的职务。
　　除了不愿附逆，还有一点私心——共和国的副总统，再不济也有媳妇熬成婆的可能；退回帝制，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吧。
　　以袁世凯之精打细算，怎么可能放弃黎元洪这张牌？
　　仪式一完，当即册封黎胖子为武义亲王。
　　武义当然指武昌起义，发明这个称号有两大用意：其一，暗示中华帝国和中华民国在血统上的继承关系，黎元洪既是民国元勋，又是帝国亲王，洪宪帝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国的问题；其二，打消辛亥功臣的顾虑——你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对的，今天赞成帝制也是对的。
　　命下之日，车队浩浩荡荡，陆徵祥带着一帮文官去东厂胡同的黎宅道贺。
　　黎元洪撂下一句“无功不受爵”后便一言不发，做起自己最擅长的事——装木头人。
　　次日，收发室的人误收了袁世凯送来的王服，被黎元洪大骂一场，原件退回。亲信饶汉祥劝他暂且低头，也被赶出来，不再相见。
　　姿态既已做到，袁世凯不再理会装聋作哑的黎元洪。他拿起那尊刻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的皇帝玉玺，下诏封爵一百二十八人，赐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嵩山四友”封号，赐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和世续“七旧侣”称号。
　　袁世凯自况嵩山，取五岳之尊、地处河南之意。诏令说得振振有词（“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但很明显是为了统战需要，把已无职权但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角色拉出来装点门面。
　　“嵩山四友”的政治待遇很高，不用跪拜称臣，议事平起平坐，每年还给两万元顾问费。但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段祺瑞。
　　同袁氏父子闹翻的他什么也没捞着，每天在家闭门静养，有客来访就怒喷帝制，客人一走便大骂袁世凯。
　　一天，张佩蘅（袁世凯干女）听见老公又在骂，抢白道：“你今天的地位从哪来的，怎么这么没良心？”
　　段祺瑞闻言，气得跳了起来，当着仆人的面给了她两耳光。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公开唱反调，袁克定深感留着只会遗祸将来，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佩蘅听说后，立即去找干妈于氏反映情况。
　　于氏吹完枕头风，袁世凯叫来袁克定，教育道：“你姐夫（段祺瑞）虽然对帝制有意见，但只是用嘴巴讲讲而已。我听说你想对他不利，要立即停止！他是我们的至亲，现在事还没定，内部就斗起来，将来还敢设想吗？”
　　确实不敢。
　　因为西南出事了。
　　由梁启超执笔、云南督军唐继尧署名的最后通牒摆到了袁世凯的案头，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要求袁贼无条件放弃帝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两天后，没有收到答复的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誓师北伐。
　　对此，袁世凯早就有预感。
　　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但，仍有漏洞。
　　由“外人”掌控的西南四省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动不动就发作，眠食俱废。
　　终于，他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把云南都督蔡锷和四川都督尹昌衡调到北京，用高官厚禄供着，原职则分别代以唐继尧和陈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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