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非典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市民不满足吃家畜，乱吃野味吃出来的。权力就像是食欲，一旦不能满足现状，乱吃就吃出了一个血染的江山。由这点我们就可以多少明白点道理：皇帝位只有一个，谁都想往上挤。结果是，为了这皇帝位，六亲不认，君臣失和，朝纲混乱。一切都可能会乱了套。

    我当然不是害怕位高权重的周勃会夺了我的皇帝位。但是，打周勃接我入城以来，我就敬畏他。可是日而久之，我发现这种敬畏让我有如坐在火盆上炙烤一般，甚是难受。你们没当过皇帝，肯定不知道其中滋味。什么叫天子，那就是上天派下来打理天下的家长。家长在孩子面前，就应该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威风凛凛。

    可事实是什么呢？周勃的情况之前你们也是看到的，他竟然比我还威风。长此以往，天子之威何在？这就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搅我好梦。所以，当袁盎给我讲了一堆如何保持皇威的拍马屁的话后，我就已经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周勃这块石头搬开长安。

    如果搬不开，我就把他推下悬崖，一了百了。

    或许，你们要拿现代的人权主义来干涉我，说什么狡兔死，走狗烹之类的讽刺语。其实，如果你们站在我这个位置上，就知道什么叫当皇帝混口饭吃，不容易啊。

    又或许，你们又要拿刘长给我说事儿了。拜托了，千万不要给我唱那个什么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的歌谣。在这里，我要严正声明，刘长的死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我只能负一半责任。

    我知道，问完了刘长，你们又要叫我解释那个薄昭自杀事件了。我告诉你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想多说了。因为我就知道，问完了这个，你们就像狗仔似的追着问我和贾谊的感情，甚至怀疑我和邓通是不是搞同恋性。

    我只能这样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所以，你们不要老是揪着我的隐私不放。想窥视我的心灵是可以的，但也要点到为止。如果我把心底的所有私密都托盘而出，那以后那帮汉学家还有什么啃的呢？还是留给人家一个饭碗吧。

    其实，你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我这些年来为天下做了什么。不然，别人还以为我当皇帝只是有事吃喝，没事拉撒。不过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对我的评价本人是甚为满意的。因为，我二十三年皇帝路，只突出一个重点：孝治天下！

    关于孝，孔子先生已经有过专门论著。在我们这个家天下的时代里，所谓国家，就是扩大的家庭；所谓家庭，就是缩小的国家。所以，儒家才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句话不仅指的是做事要从小事做起，更重要的是，以治家的观念去治国，以治国的理念治家，都是可通的。

    比如，孝道就是一个。孔夫子说，居家，子孝父；出仕，臣孝君；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君爱臣，犹如父爱子。孝道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索，更是整个国家的润滑油，它只会使国家变得更加稳定和谐。

    在家，薄太后就是我的父母；做了皇帝，百姓和人民就是我的父母。为了让父母有饭吃，有衣穿，我听贾谊等人的重农之策，亲自种田以作表率。除此之外，我甚至把许多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通通废除。甚至是，还把加于百姓身上的刑罚，撤的撤，改的改，还百姓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应该说，对于这一点，我做得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我自代地来长安当皇帝以来，新衣服都舍不得穿，新房子都舍不得盖，就连小老婆吵得要块好布做衣裳，我同样舍不得让她们拖着裙布落在地上。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节俭从约的习惯，不仅是我有一个好家教，更重要的是，是要为天下苍生着想啊。

    因为如此，我才不想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讲到匈奴，我真的有一肚子的怨气和冤气。怨的是，天生匈奴，就是促进汉人进化的天敌，让我们这个国家屡屡被骚扰，攻击，掠夺，简直就像是长夜里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也正是如此，后世有许多愤青甚至骂我软弱，不敢对匈奴做深入追击。他们之所以能骂出口，是因为他们统计过，在我的任期内国家经过长时期的休养，老百姓有饭吃了，有衣穿了，心里也有新想法了。

    这个新想法，当然是指可以向匈奴讨回尊严了！

    面对着这些零零碎碎的指责，我就在想，在生命的长河中，生存权和尊严权，同等重要。如果偏要在这两者之中选出一个更更重要的，那你们会选哪一个呢？是人民生存权，还是国家尊严权？

    是的，我们是受到了匈奴三番五次的掠夺和骚扰。但是，自我老爹刘邦，甚至吕太后以来，我们汉朝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的国家发展方略：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下，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把战争扩大化，不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

    本来就是嘛，匈奴爱抢，我们就花点钱消灾，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韬光养晦一百年。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我们汉朝也是这么干的。我们暂时和亲，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幼鸟成雕，幼虎成王，我们就可以挺着胸膛这样说：

    匈奴，你等着！

    我相信，汉朝人终会等到这一天的！

    因为，我们祖辈几代人忍辱负重，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二　恒前，启后

    刘恒崩，汉朝又得忙活了。

    第一件要忙的当然就是太子登基变皇帝。公元前157年，六月九日，太子刘启举行仪式即皇帝位，立薄妃为皇后。薄妃是薄太后之家女，可惜的是，薄太后给自家孙子推荐的是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无子可立，所以太子之位就暂且空缺。

    汉朝第二件要忙的活就是，组织专家小组评估刘恒生前政绩，并且给他戴两个重要的帽子：谥号和庙号。所谓谥号，指的是皇帝崩后，专家小组集体讨论给皇帝起的外号。听说，这套方案是周王朝发明的，而且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

    比如，尊贤贵义称“恭”；刚强直理称“武”；温柔贤善称“懿”；渊源流通称“康”；由义而济称“景”；柔质慈民称“惠”；除残去虐称“汤”；悯民惠礼称“文”。

    这些帽子当中，各人因治民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比如，刘盈史称惠帝；刘恒，史称文帝；刘启，史称景帝；刘彻，史称武帝。

    除了谥号外，庙号更不可少。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就说，人活一世，谁不想死后能进供庙吃冷猪肉。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皇帝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死后不能都挤进一个庙里，必须各立新庙。然而，新庙犹如盖房子，不是想盖多高就盖多高，多论功而盖。于是，就论功盖庙，就有了庙号。

    庙号主要有两种：祖和宗。一般情况下，打江山的才能叫祖；享江山的都是宗。所以，打江山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可是，后世坐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了得。又得分不同档次。

    如，太宗发扬光大产业；世宗、高宗等是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则功业不足；德宗、宁宗，则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关于刘恒，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赦天下。这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刘启还替天下小民多做了一件好事——改刑罚。

    刘恒和刘启这对父子开创的文景之治，到底给百姓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我想，无非有以下两种：吃饱穿暖，少受罪。

    道理是很显然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永远没有停止过替百姓呼喊的声音：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前者往往受战乱之苦，后者往往受皇帝大兴土木工程之苦。但是，刘恒的确是个例外。他没有大兴宫殿，连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没有变。

    兴，让百姓乐。我想，这才是文景之治的魅力所在。

    关于国家刑罚，刘恒生前把许多重罚改为轻罚。然而，刘启却认为，文帝废肉刑，貌似轻刑，实则杀人。刘启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有原因的。刘恒规定，凡是刑砍左脚趾的，改鞭打五百；应割鼻子的，改鞭打三百。刘恒以为，劳改犯就此只吃点皮肉之苦，少了些短脚少鼻之苦。这样，无论于谁，都是有好处的。

    可事实呢？这些劳改犯根本就没几个能顶得住三五百鞭的。这些人不被鞭死，也多半是残废，要不就是落得了鞭打后遗症。于是，本来只是少脚缺鼻的，竟然被活活打死。做好事竟然变成了做坏事。

    刘启认为，这样鞭打怎么行，简直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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