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一幕幕，按照古人的习惯，地上肯定要出大事。

    话刚说完，果然就出事了。

    正月二十七日，刘启崩于未央宫。享年，虚年四十八。

    高祖刘邦崩后，我都没有给他写过一个总结报告。但是，刘启崩，我非常有必要给他写一段结束语。因为，刘启逝世，象征着汉朝一个时代的落幕，牵引着另外一个新时代敲锣打鼓地登场。如果我们敷衍刘启，就无法理解后来的刘彻，更无法理解所谓汉朝光荣的传统和伟大的未来。

    回眸历史，后人将刘启父子俩开创的时代，美其名曰：文景之治。司马迁对这个时代美言不多，但是他的同行班固，却将文景之治称之为周朝成康之治后的又一个盛大的时代。换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好人都做不了好皇帝。做好皇帝，似乎又做不了好人。回首刘启的一生，拉起他的双手，就会发现，这也是一双沾满了诸多无辜鲜血的刽子手。

    晁错罪不该死，然而他还是被刘启干掉了；周亚夫只不过脾气倔了些，就诬之地下反；至于长子刘荣，提起来更是让人心寒。

    然而幸运的是，文景之治，是汉朝一个温暖的春天。

    不过，广义的文景之治，不应该只包括两位皇帝的任期。因为，吕雉大妈尽管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走了弯路，但是她的国家政策路线一直没变。所以，在文景之治的勋章上，也有吕雉及刘盈等人的一份功劳。

    不过，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文景之治，我们还是从狭义上的时间去说事。

    如果按刘恒登基算起，到刘启崩作为结束。那么，文景之治总共有三十八年。孔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我看来，文景三十八年，是由蛹化蝶的过程。这对父子俩，仿佛扛鼎的巨人扛起了黑暗的历史大门，让汉朝这只美丽的蝴蝶寻找到黎明，嗅到花香，扑回了春天。

    翻开中国历史，要衡量中国古代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准，无非有两个标准：衣食温饱和政治清明。如果能够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和场所，那就更加OK了。如果以上三个标准来评价刘启俩父子，我们可以亮出这样的分数：满意。

    据司马光介绍，文景之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收入。首先，汉朝政府的钱堆在府库里，数都数不清，花都花不完，连穿线的绳子都烂了。

    其次，全国各地粮仓满足，甚至有的地方没地方装了，粮食露天腐烂得都不能吃了。

    再次，百姓生活富裕，很多人都买得起真正的宝马。听说，只要在大街上，如果你骑的是雌马，或者是幼马，那你就太掉价了。肯定逛一趟街回来，就再也没人瞧得起你了。

    如果一个时代牛到连老百姓都争相拿宝马来攀比，我想，这个时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上层建筑，无非就是社会福利及养老医疗等制度。

    再加一个奢想的想法，恐怕就是公民话语权。如果汉朝人真正做到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骂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数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实上，彻底开放公民话语权，爱骂谁就骂谁，这不仅仅是汉朝人的奢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古代中国人最浪漫的遐想。古代中国，特别是文景之治这么美丽的时代里，为何都不能冒出一点民主气息。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但是这个宏大的历史社会问题，还是留给象牙塔里的老学究去弄吧。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中上光耀千古，不仅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一样需要解决。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俗地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于汉朝人来说，何为礼节，相信礼学大师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给他们解释得相当清楚了。汉朝人所谓荣辱观，无非就是少受点皮肉之罪。

    曾忆否，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刑罚，犹如枷锁脚镣，天下无不呼吸艰难，寸步难行。秦朝诸种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赢胡亥当皇帝时，甚至可以把他骂做狼心狗肺。然而与之相反，自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做一个民心工程：减少刑罚。

    但是，能够真正将汉朝人从苛刑彻底解放出来的人，正是刘启。刘启登基初始，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刑罚减得不够。于是他规定，罪犯应该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应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

    可是，十二年之后，刘启发现，他改得还不够，必须继续改。因为，这些该打三百鞭和两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成残废。这跟活活杀人有何区别？

    于是，公元前144年，刘启再下诏：凡是罪该打三百鞭的，减为二百；该打二百鞭的，改为一百。别以为各少一百，如果刘启只改到这一步的话，汉朝还真不知有多少残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问题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汉朝对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后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说人，就是拉来一头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于是乎，刘启重新颁布了一条新法：《鞭棍执行法》。

    该法是这样规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实力弱）；竹棍的标准是，一端直径一寸，末梢则薄半寸（直径大，压力肯定大）；鞭打时，只打屁股（打背部伤内脏），一口气打到底，中途不准换人（傻瓜都知道换人力气足，打死人更快）。

    什么叫良心？这就是历史的良心和国家的良心！

    如果那时的一个汉朝人站在你面前，你要问他：你幸福吗？他或许这样回答：幸福。

    如果你再问：你幸福在哪里？他会这样说：有饭吃，有钱花，有房住，失业率低，还有宝马开。犯罪了，还少挨打，忍忍就可以回家了。手痒了，还可以跑去雁门郡参军，保家卫国打匈奴。

    我想，仅以上汉朝人一席关于幸福指数的话，足可地道地诠释文景之治的魅力。事实上，文景之治，哺出来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展翅高飞，傲视天下的雄鹰。

    这只雄鹰开创的时代，就叫：汉武雄风！！

    走进新时代

    董仲舒：天人三策

    公元前141年，刘启崩，太子刘彻转正为皇帝。这一年，刘彻十七周岁。他一上台就雄心勃勃，准备推行人生的第一个皇帝计划：推翻黄老，独尊儒术。

    汉朝的老人政治，自曹参定下了黄老治国的路线后，像老牛赖窝似的，几十年从来没挪过屁股。于是一直到现在，窦太后还在孜孜不倦地信奉这套。

    然而，在刘彻看来，窦太后已经老了，眼睛也瞎了，汉朝不能再被《道德经》圈住了荷尔蒙过剩的身躯。如果再不开窗放空气进屋，或许第一个被憋坏的，首先是他这个当皇帝的。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无争。刘彻还要告诉老子，他不喜欢做低眉的水，他要昂起高贵的头颅活着。这个崇尚有为的皇帝，他是当定了。

    有为，就是积极行动。用西方哲学流派来说，这叫行动主义。实用主义从来都是行动主义的好兄弟。于是，刘彻登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忙着给老爹评职称，定功德，或者修身养性，而是大张旗鼓地开选贤大会。

    曾记否，曹参主政汉朝时，谁向他推荐贤良，他第一个灭的就是他。于是，曹参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懒人治国时代。口才好的，不如木讷的；干得好的，不如喝得好的。于是，惹得当时的少年皇帝刘盈很是没辙，最后想劝，反而被曹参以萧规要循的借口驳得无话可说。

    现在，刘彻准备告诉汉朝的老人们：懒人时代即将结束，让曹参那一套喜喝懒做的国策，通通见鬼去吧。

    汉武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天，十月。刘彻发布文告，广招天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经过层层推选，全国有一百多位高人被招入京考试。

    此次考试，刘彻亲任主考官。那时，汉朝离发明科举制度还遥远得很。所以免去笔试一关，凡是被推荐上来的，直接进入面试。面试的方式，就是面试者和皇帝面对面，一问一答，或以书面材料呈上答案，史称对策。

    那次是汉朝立国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人才招聘大会。翻开刘彻手中那张人才名单，有许多人竟然是当时汉朝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之中就有：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赵人董仲舒等。而这张灿烂的名单中，最引人瞩目的，首数董仲舒博士。

    董仲舒，广川人（今河北景县）也。早年以治《春秋》闻名于世，孝景时为博士。据司马迁介绍，当时研究经学的国宝级人物屈指可数。然而，那些经学大师，大多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古董。如果皇帝要请他们出山，估计只有抬出来讲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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