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太宽的音域和跳动较不的音程，平稳地表现出了忧郁和哀思的抒情性。

    我从床上坐起来，带着歉意问他：“是想家了不是？”

    在昏暗中，只见他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前面那张我不能看见的乐谱或是别的什么人、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才小心翼翼地放下琴，长长地叹息一声，但却这样回答：“哪里是想家哟，是干活干乏了！”

    他只敢在“革命歌曲”中偷偷地寄上一点自己的感情，象走私犯一样，用光明正大的运载工具捎上自己的私货，托运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如果他能向人吐露肺腑之言，我们倒能谈谈天。他是国民党哪个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旧学底子很厚的。但他从来不说心里话，平时也不说笑。有一次，我把我们的集体宿舍称作“光棍委员会”，他听了竟非常害怕，在僻静的角落慎重其事地对我说：“哎呀！老章，你怎么能说什么‘委员会’呢？领导上最注意有什么组织了，给人听见是不得了的呀！”而他并不象患有被虐性的精神病，他经常脸朝着墙用一笔端正娟秀的漂亮字体写申诉书。

    “怎么样？还没有答复？”寂寞的音乐使我同情起他来，我又问。“我在山上呆了一冬天，我还以为你早就回家了哩。结果你写了那么多，还是不管用。”

    “不是不管用，”他认真地说，“是上面没有见到。准是让什么人在中间卡了。要知道，我是立过功的呀。”

    “你立过功？”我好奇地问，“立过什么功？难道你起义以后还在解放军里打过仗？”

    “唉！你不知道。”他颓然躺下了，仿佛在追忆往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师部集中学习，我们原来起义部队里好些人的历史材料，都是我提供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被他“提供”过“历史材料”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这时不知道是谁平了反，又在农垦系统中恢复了职务，于是“在中间卡了”他的申诉书。

    正是他立的功害了他！

    而他自己却当局者迷。

    “好吧，那你就好好地写，多多地写。总有一天上面能见到的。你总有一天会回家的。”我安慰他说。

    “哼哼！你等着吧！”

    我赶快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我碰见过很多爱告密的人，“营业部主任”只是其中之一，这儿又是一个！但他现在好象已经放弃了告密，专门拼命地写申诉了。先是诬陷别人，后是为自己辩护，这也是人的一种命运！

    暗夜中弥漫着一股臭烘烘的粪池味。

    是不是天气要变？

    但也有一股沁人心肺的沙枣花的清香。

    毕竟春深了！

    她们的房间里点着一个超过规定的大灯泡。我一进门就眯缝起眼睛。

    “荷，你们在干什么？在下棋？”

    她抬起头，哧哧地笑着。

    “谁在下棋？这不，马老婆子叫我替她写申诉书哩。”

    她们俩面对面地低着头俯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摊着一张白纸。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手里捏着一支笔。

    马老婆子说：“老章，你回来了，我看还是请你写。你文化深。”

    “对不起，我从来不替人写申诉。”我说，“要是你申请登记结婚，我就替你写。

    保证上面批准。“

    马老婆子骂道：“死鬼！我结婚？我跟谁结婚？怕发昏去吧！”

    我嘻嘻地笑道：“跟周瑞成吧。他老婆跟人跑了恐怕他还不知道哩，你们两个正好是一对，他也在写申诉书。”

    马老婆子也笑起来：“你呀，从来就没个正经。我的小兄弟，你这辈子就是这张嘴害了你！”

    “你才说错了！”我随随便便地在马老婆子的床上坐下来。这张床正在她的对面。

    “我这人从来就是正正经经的。只是现在人把正经话当成了玩笑，倒把荒唐事当成正经。

    再说，我前后五次的罪状上都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我写了什么什么。你看，我这样的人你还请我来替你写申诉书？只怕越写越糟，再把你关进去！“

    马老婆子八岁就给山东的一家小地主当童养媳，当了八年老家才解放。丈夫比她大十岁，战乱中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老家的贫农团长看上了她，但这个十六岁的小媳妇却糊糊涂涂地拒绝了幸福。这位团长恼羞成怒，一直等到五八年“大跃进”才找到机会，给她戴了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含悲忍泪逃到偏远省份的这个农场当农工。

    而紧跟在她后面的那张“通缉令”终于在六三年“社教”运动时找到了她，于是农场把她当成“逃亡地主”判了三年刑。虽然她早就刑满释放，但至今仍然是“地主分子”。

    她写申诉书，是要求摘掉她头上的这顶不合适的帽子。可是她曾亲口告诉过我，那位贫农团长现在已经当了她老家的公社书记。地主的甄别是必须通过当地政府的，这不等于把申诉书往字纸篓里送么？

    人活着必须有希望，我不忍心灭绝她的希望，只好跟她开玩笑。

    “老章，你也申诉申诉吧。看你，都快四十岁了。你要是平反了，还能到学校教书去哩。”马老婆子望着我，诚恳地说。

    人都以为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希望别人也来尝一尝。

    我从口袋里掏着烟，眼睛看着马老婆子的脸。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她只比我大四岁，却好象她活过的每一天都在这张脸上划下了一道皱纹。怪不得连七十岁的老汉也叫她“老婆子”。

    你回家去吧！我想，回到你的老家去！你这张脸就是最好的申诉书！让那位过去的贫农团团长，现在的公社书记瞧瞧：“你还认得出你追求过的漂亮小媳妇么？！”如果他还有一点心肝，他肯定会给你平反的！

    但这种人恐怕连一毫克的良心也没有！

    然而，她还在希望着。不但自己抱有希望，还要把希望与别人分享。隐藏在纵横交错的皱纹下的善良，使她的脸上还经常会放出一点十六岁的光彩。

    “我跟你不一样。”我点着烟说，“我先是右派，后来又成了反革命，我都不知道应该申诉哪一件事好了。你把你的地主帽子平掉了，就万事大吉！你写吧，总有一天会给你搞清楚的！”

    我这是真心祝愿她。

    “唉，”马老婆子笑着叹了口气。“能搞清楚就好。戴着帽子的日子真难过！”又转向她问道，“咱们写到哪儿啦？一九六三年……”

    “等会儿写吧。”她放下笔，向墙上一靠，“有人来了，还不聊一会儿。”

    “是呀，是呀。”马老婆子慌忙道歉。“你看，我为了自己的事都晕了头了。你们坐着，我去找点墨水去。”

    马老婆子有意避开了。

    是个有眼色的老婆子。

    但她却不识贫农团长的抬举。

    结果……

    沙枣花的香味更浓郁了，象雷雨之前那样，从窗户中、从门缝里飘逸进来。在那间小屋，里面的一切都想出去。在这间小屋，外面的一切都想进来。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也写个申诉？”

    “嘿，无聊！”她落寞地笑笑。“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是我错，就是他错。既然我已经劳改过了，还提它干啥！再说，就是给我平反了，那三年时间能给我找补得回来么？”

    我无话可说了。她比我还看得透。

    她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领口的钮扣敞开着，露出一个三角形的前胸。皮肤仍然是黄白的，不用抚摸就感到它温暖而光滑……我微笑了。

    “你应该写申诉。”她说，“你就从右派问题上捯腾起。后面的事，其实都是从第一件事上闹起的。你平反了，没准真跟马老婆子说的那样，还能去教书哩……”

    “算了吧，”我摆摆手。“就是因为要从根子上捯腾起，所以现在我才不捯腾。”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

    我把眼睛从那三角形的胸脯上移开，想了想应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知道？”她坐起来，“邓小平都平反了哩。”

    “哦？”这倒是个让我惊奇而兴奋的消息，怪不得现在写申诉书成风。“是真的吗？”

    “当然，人家都出来工作了。”

    她白天想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个！

    这本来应该是从报纸上、广播上宣传得人人皆知的事情；报纸广播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份份从一位数直到三位数的“红头文件”。但在荒僻的居民点，在一个由风暴无意识地抛来的杂物凑合起来的小村庄，在住在这个小村庄的我眼里，从传播媒介中传来的国家大事，就象一连串象形文字，一连串符号，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从那些曲里拐弯的笔划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径。可是那曲里拐弯的笔划构成了一座真正的米诺斯迷宫，局外人注定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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