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手指在木箱上不安地划动；我坐在马老婆子床上也惴惴不宁。但仿佛那一套非常现实的讨论已经败坏了房子里的空气，压抑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难以突破那一刹间就能突破的界线。

    等了片刻，她又抬起头问：“你看上面会批准你么？你现在这样的身分。”

    “我想会的。”我苦着脸笑了笑，“你不是说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了一点么？”

    她也笑了。但笑得没有劲头，没有内容，没有方向。笑得很惆怅，很迷惘。

    “唉！咱们哪儿跌倒在哪儿爬吧。”她感慨地这样说。

    我蓦地很受感动。原来，我们结合的根在这里！她这时才真正发射出潜在于她身上的吸引力。我想握住她放在木箱上的手，轻轻地把她拉进我的怀里，可是黑子突然在院子里大声骂了起来：“老子超了假，我看哪个‘丫亭’的敢扣老子的工资！啥时候了，还搞‘管卡压’呀！叫那些‘丫亭’的上北京去䁖䁖……”

    接着，又传来曹学义的声音：“咋啦？黑子，你疯啦？谁说要扣你工资？！”他又压低嗓门说，“进屋去，进屋去！你超的天数，我已经跟会计说过了，按给队上买东西的出差来处理……”

    这就是我的恋爱和求婚么？睡在被窝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总觉得它来得太快，中间似乎缺少某些环节，因而即使得到了手的东西，也有一种份量不足的感觉。即将体验新的生活的兴奋，又使我的心不住地别别跳动。凉飕飕的月光从窗户外泻进来，没有睡着也进入了梦境。而梦境一旦变为现实，现实却又仿佛在为非现实的梦境了。国家与个人的现在与前途，都成了把握不住的东西，神秘莫测的东西，于是只能把一切归之于“劫数”和命运了。上午听到的广播在耳边又响起来：“他们打碎了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天命论’”等等。他们是怎么打碎的呢？见鬼！我和她的结合，好象正是“天命”！“劫数”和命运，是宇宙的魔术师，总是在人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况下，变出个什么环境儿来。它制造出想象，制造出希望，然后又使一切落空；它制造出失望，制造出虚妄，然后又把理想和希望给予人们。我一一地回忆了过去的爱情，与之相爱最浓烈的偏偏没有能与之结婚，而与我结婚的却也是一个希望，一个幻想中的肉体；理想的没有能与之结合，而与我结合的又是我的理想——这话究竟应该怎么说？

    有人说爱情是给予，但我能给她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里没有爱情，只有欲求；婚姻原来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机缘的结果。唉！还是一位诗人说得对：“夫人，你我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老周，老周！”我突然大声吼起来。我想随便叫一个人来谈谈。

    周瑞成马上惊醒了：“什么？什么？出了什么事？”

    “啊，没有什么。”我的情绪又陡地低落下来。“有火柴吗？……我抽支烟。”

    “睡吧，睡吧！”他不满地翻了一个身。“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吸烟，哪来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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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

    第一章我总是克制不住地要向墙上那张报纸瞥去一眼。报纸上有一幅照片：“美国侵略军在美莱地方制造大屠杀”。照片很小，模糊不清，但还可以大致看出来地上躺着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新房里糊着这么一张报纸，这张照片又糊在正面，使我很不舒服，但我却没有把它调换下来。

    还有这一床花被子，被面绣的是两台带着犁铧的拖拉机。多么沉重！难道我和她要在这巨大的机械下入眠？

    墙是黑子帮我糊的。他当时兴冲冲地从队部办公室抱来一摞报纸，往地上一撂，卷起袖子说：“哥儿们，瞧我的；这土墙没法儿刷白灰，糊上报纸一个样！你没看人家美国，还用报纸盖大楼咧！”

    他从报纸中抽出一叠，摔在我正在抹泥的炕面上，又说：“喏，我知道你要看《参考消息》，特意给你偷了些。可看那玩意儿有啥用？现在外国人也跟咱们学。这不，又是哪个共（马列）在夸咱们的‘五七道路’。真她妈吃饱了撑的！叫他们下放到农村试试看！……”

    我在看报纸，他在糊墙。于是墙上就出现了这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被面是我们连队劳改、劳教、群专、坐过牢的人集体送的。不属于这个行列的，只有那位大脚的女哲学家。每家出五毛钱，在不足一百户的小村庄，居然凑了二十多元。

    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和多么小的一个数字！

    “这是我安排的。”马老婆子跑了三十里路回来说，“别的颜色都不好，就这种好，彤红彤红的，给你们冲冲喜，明年抱个大胖小子！”

    于是拖拉机牵引着犁铧就开到了我们炕上。

    整个象场梦！

    而且这场梦还在继续做，还要做下去。

    世界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路都非常窄。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只有在走第一步之前可以选择，一经选择了之后人便成了木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两旁的高墙把人向前推挤。

    那天，我去拜访黑子。一进门，黑子就喊：“好哇！听丽芳说你要跟黄香久结婚？你们两个真配绝了——一对新夫妇，两件旧家伙……”

    何丽芳说：“你别胡说了。人家老章可不是旧家伙，还没开苞哩！”说完，在黑子身后向我挤挤眼。

    “你懂啥！”黑子在他老婆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男的不叫‘开苞’那叫童男子。

    行呀，老章，你他妈样样都是真格的，连那玩意儿都是原装货！说吧，你需要啥，包在我身上！“

    我开门见山地向他说了我的打算。

    “没说的！”他拍拍胸脯。“我去找曹学义。他要不批，我让他尝尝全场北京青年这帮哥儿们的厉害！这些‘丫亭’还不知道，北京连老战犯都释放了哩！”他又用手捂着嘴说，“妈的！我这趟回来没给他少送，光二锅头就是两瓶……”

    “还有一铁盒奶油糖，喂他的丑老婆！”何丽芳在一旁补充道。

    “是呀！快，丽芳，找张纸来，这就写……行，这张就行，这他妈的还是我在西单商场买的信笺哩！……喏，给你笔，你划一划，看有水么？就这样写：反革命分子章永璘和劳改释放犯黄香久，自愿结成反革命集团……”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我开始写从未写过的严肃的申请书，却是在戏滤的气氛中，怀着一种戏谚的心情。

    我接过纸——原来这不是什么信笺，而是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翻在空白的一面，拿起笔，沉吟了一下。

    “喂，黑子，”我说，“我看应该先写一条语录。”

    “写啥语录！”黑子拍着桌子说，“你写上‘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只怕你这一辈子也要打光棍！人家会说，你他妈老老实实改造就完了呗，还结个啥婚？你们这些‘臭老九’哇，尽会拿别人的鞭子抽自己！”

    “也别这样说。咱们也会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嘛。”我说，“有了！你别捣乱。”

    于是我提笔写道： 毛主席语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申请书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男，三十九岁（婚姻状况未婚）与农工黄香久，女，三十一岁（婚姻状况　离婚）申请登记结婚。双方皆出于自愿。保证婚后继续改造，接受监督，在支部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添砖加瓦。望队党支部研究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黄香久1975年4月“哩！”黑子拿起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象欣赏书法家写的条幅似的，“真他妈没的说！还‘为荷’哩。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你他妈能当党委书记了！就凭这笔字，他‘丫亭’的也得批！等着，我这就找他去。”

    “还有房子呢？”何丽芳拽住他。“房子的事也得跟曹学义说清楚。”

    黑子思忖了一下。“这房子嘛，我看你们也别挤兑马老婆子，也别挤兑周瑞成，都他妈够可怜的……”

    “我看让他们俩也搬到一块儿去算了！”何丽芳笑着打岔。

    “去去去！一边儿晾着去！”黑子说，“我看咱们另外想办法……哎！咱们问他要那两问原来放工具的库房。”

    黑子走了以后，何丽芳朝我抿嘴笑道：“我说，老章，她要生不出娃娃，你可别嫌弃她。”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生孩子？”

    “嘿！女人的事情我还有啥不知道的！”她用手指在我脸前捻了一个响榧子。“这里面的学问比你那书本上的学问还大。”

    “不会生孩子正好，我要的就是不会生孩子的。”我冷冷地说。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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