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人找了一处背风的角落，并排蹲下，背着风把各自的烟点着。吸了几口。黑子眯着眼睛说：“我可啥也没看见，啥也不知道；我也不问你这本子里写的是啥。”他思忖了一下，啐了一口唾沫。“可是，这样的事情我可经过，那他妈的还是我当红卫兵的时候，在北京街道上，X他妈！有个臭娘儿们就把她男人的啥笔记本交到我手上。我他妈那时候也傻，向上头照转不误。到头来男的给判了刑，臭娘儿们弄到了离婚证……我说，老章，女人懒点、馋点都没关系，可千万别他妈当‘克格勃’！你想想，你每天晚上搂着个定时炸弹睡觉，那多恶心！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女人欠打！也跟你说了：这臭娘儿们跟那‘丫亭’有交情。那时候我看你窝囊，就觉着你准有把柄抓在她手上。原来是这个玩意儿！老章，这可是不得了的事！这臭娘儿们你还能要哇！不定啥时候就把你送进去。

    你呀，得变着方儿甩掉她……“

    村庄的路上空荡荡的，好象连人也被风刮跑了。我没有吸几口烟，但烟在风中燃烧了一半。有谁能理解我复杂的感情？神经不能象电线那样接通，感觉不能传导给别人，因此，当事人的事，在别的任何人看来都十分简单。

    “谢谢你！”我说，“你可帮了我的忙。不然，我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结果。至于她嘛……”

    会有什么结果？我明明知道她胡闹一阵也就完了。女人的脾气是一条流到沙漠中的河，开始时汹涌澎湃，流到后来就会无影无踪。我气忿地扔了带煤焦油味的香烟，它在风中不能自主地滚得很远。

    “啊！”黑子突然颤了一下，说，“妈的，让她一搅和，我差点忘了！我跑来是要告诉你，下午你出工的时候，大喇叭里广播的：周总理逝世了！”

    “啊？”我看着他的脸，一时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太快了！

    我推开门，顺手拿起门背后的铁锹，把门牢牢地顶住。随后走到煤炉旁边，掀起炉盖。炉中的煤劈啪作响，火焰通红。这是一只独眼龙的眼睛。我从棉袄口袋里掏出日记本，扯掉塑料封面，一叠一叠地把内页撕下来，塞进这只毒眼里：你看吧！你检查吧！……

    纸张吐出淡红的火焰，然后发黑，然后发白。灰烬落在燃烧的煤块上，还一闪一闪地放光。好象是它化成了能呼吸的精灵。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它是我的心血，它是我大脑中的化合物。现在；它躺在炉火中，还在不安宁地辗转反侧。烧掉就烧掉吧，你那上面的符号，已经永远记在我脑海中了。不管我是浪迹天涯，还是在铁窗之下。我都会记得你，就象人总能认出自己的孩子。而必将有一天，我要把你向人民公开出来。“冬天很快就会过去，而春天是不会再来了。”不！春天是会来的。

    她还在里屋，听不见她的动静，但过了一会儿，也许她闻着了烧纸的烟味，她一掀白布门帘跨了出来。

    “你这是干啥？”她浑身震颤了一下，扑过来抢我手中还剩下的一点残页。

    我抬起手臂格开她。“你要干什么？”我说，“还想拿去立功吗？”

    她睁大着眼睛，仿佛很陌生地瞪了我一眼，随即颓然地跌在凳子上：“我跟你说，章永璘，你不得好死的！你亏了心了，你当我是真会那么干吗？我也是人呀！……”

    她两手的手指痛苦地拧绞着，嘴唇悲愤地往两边撇，红红的眼睛呆呆地瞅着火苗，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做，便是我却非要这样做不可。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爱你。

    我必须伤害你，伤害到使你能完全忘记我的程度！

    “完了！”我把最后一叠日记本塞进火炉，说，“我们两个也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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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从田里撒完肥料收工回来，在积满黄尘的土路上，农工们三三两两地走着。走得很快，很有精神，干活中间保留下来的力气这时才开始发挥出来。

    何丽芳急匆匆地赶上我。

    “老章，”她说，“听说你要跟黄香久离婚？”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她扑哧一笑，好象这是件很开心的事。“谁都知道了！黄香久那天跑到我们家来哭，让我跟黑子劝你。”

    “黑子说什么？”

    “黑子没理她。”

    “那么你呢？”

    “我瞧她怪可怜的。”

    何丽芳把唯一的孩子放在北京，自己成天在队上游来逛去，有时早晨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就串门子。她对饮食男女的事最感兴趣。

    “你为啥要跟她离婚？”她按部就班地问。

    “我为什么非要告诉你不可，你又不是领导。”

    她嘻嘻地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

    “知道了就不用问了嘛！”

    “唉，女人嘛，”她向我做了个媚眼，“老章，你大不懂咱们女人了。不管她跟多少人睡过觉，她心眼里还是只爱一个人。你信不信？”

    我没有理她，只顾走路。

    “就说我吧，”她兴致勃勃地把话转到自己身上，“我不瞒你，我跟好几个男人睡过觉，可心眼里就爱黑子一个人。你信不信？”

    “我信。”我说。

    “那不就结了呗！”她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我不懂，你只爱黑子一个人，为什么还要跟别人睡觉！”

    她一点不感到语塞，痴痴地笑道：“那你就不懂咱们女人啦！”

    “不懂。”我承认。

    今天阳光特别好，象初春的天气。西边的山问没有一片云，没有一点雾霭，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那上面有一块一块裸露的石头。去年的现在，我还在那里放羊哩，而今天，却在这条路上讨论着离婚。过惯了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生活，这种变化叫人头晕。

    我又感觉到这一年象一场梦。凡是过去的事情都象场梦，而凡是没有来到的将来也象梦……

    “不过，她那种女人你是不能要。”何丽芳却这样劝我。

    “为什么？”

    “第一条，她不能生孩子；第二条，你没听人说嘛：”女人越离越胆大，男人越离越害怕‘。离了几次婚的女人心就不稳了，跟我不一样；第三……“

    “去去去！”我停下来，皱起眉头，一挥手。“你走你的吧！你少来烦了！”

    “你瞧你，”她仍然嬉皮笑脸的：“我要教给你嘛，这女人……”

    “你走不走？”我把锹从肩上取下来，对着她。“关于女人，我比你懂得多！”

    她毫不在意，朝我露齿一笑，哼着《送你一朵玫瑰花》走了。

    我以为我走在最后，可是后面还有一个马老婆子。

    她胳膊弯里照例夹着一捆干柴，从她的形态上，看出她是在追赶我。我站在路旁边等她。

    “苦啊——”

    还离得很远，她就象京剧老旦那样悠扬地长叹一声。但神情上却丝毫看不出她觉得苦。爬满皱纹的脸上带着微笑；她昂着头，挺着胸，脚下象母驴的后蹄那样有力地捯腾。

    我想起她自己常说的，“俗话说，‘抬头婆姨低头汉’，我苦就苦在这走路的姿势上。”

    其实，这句俗话说的是“婆姨”与“汉”的性格，和命运无关。但她要那样理解，也只得由她。她找到了自己苦的根源，所以才觉得苦中有乐。

    “老章，你为啥要跟小黄离婚呢？”她赶上来，问我。

    “这事你就别问了吧，刚刚就有好几个人问我。”我说，“奇怪！现在的人都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大家都关心你嘛！”她横了我一眼。“你虽然有帽子，可是大家哪把你当有帽子的看……”

    “不错，大家对我都很好，”我淡淡地说，“可是运动一来脸就变。胳膊拧不过大腿，大家都要保全自己嘛。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清楚？人的脸是‘兔子拉车——说翻就翻’！”

    “是不是又要来运动了？”她蹶着嘴唇，鬼鬼祟祟地问我。

    “你也太不灵了！”我笑道，“运动已经来了，叫‘反击右倾翻案风’。喂，你写的申诉书怎么样了？有答复没有？”

    “没有，幸亏没写！”她又高兴了，象中了彩票似的。“那时候，小黄写不好，叫你写你又不写；我想找周瑞成，可那老家伙吱吱唔唔的，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我一生气：拉倒吧！命里摊上个啥就是啥！”

    “你的命还算是好的！”我祝贺她。“不然，这次你正好是队上的一个‘翻案’典型。”

    “你呢？”她伸长脖子问。

    “我还用说？我不写申诉也要说我在‘翻案’。我是在社会上挂了号的。”

    “唉！”她叹息道，“刚安定了一年……”

    我笑出声来，告诉她：“这话你可别跟旁人说，最近一条语录就是针对你这句话来的：”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你可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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