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她的病情会戏剧化地有了起色，柯比的医生们则会认定她没疯。而法律规定一罪不得二审。就送样，她又自由了。”

　　“要是她故伎重演，”露西冷冷地说，“我非找到她，再轰掉她的脑袋不可。”

　　“这算什么回答？”

　　我望着她靠着枕头的侧影。她身体僵直，因极度的愤恨而呼吸急促。

　　“其实很少有人在乎你曾经跟谁上床或现在跟谁上床，除非你自己在意，”我平静地对她说，“事实上，我认为陪审团应该能够理解当时的状况。毕竟那时你还年轻，而她成熟、漂亮又聪明，并且利用身为上司的优势对你无微不至。”

　　“就跟蒂恩一样。”露西说。我不知这是否是她的玩笑。

　　“蒂恩没有精神错乱。”我说。

　　第04章

　　第二天清晨，我在租来的汽车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窗外是玉米田、贮粮塔和广阔的树林，一派南北战争时的古老风景。马里诺开车载我们行经大片用铁丝刺网和废旧电话线围起的空旷土地、竖立着绘有花园和山姆大叔涂饰信箱的庭院，还有众多池塘、小溪、绿茵如毯的农场和野草蔓生的牧场。那些矮小房舍尤其吸引我的注意，篱笆歪斜，洗得发白的衣服在晾衣绳上懒懒飘舞。

　　我别过头捂住嘴巴打了个哈欠，因为我总觉得显露疲态或无聊是懦弱的表现。几分钟后我们右转开上七一五号公路，也就是比弗达姆路。牛群开始出现在视野中。许多老旧谷仓灰暗阴沉，诸多废弃的卡车似乎从未被列入拖走计划。胡特农场的主人住着一栋巨大的白色砖屋，围篱外是无边无际的草原。虽然门牌上的信息显示房子建于一七三〇年，可如今里面已配有游泳池和似乎可以接收外太空信息的卫星天线。

　　我们还未下车，贝蒂·弗斯特已经出门迎接。她五十多岁，容貌威严凌厉，长年的日晒在皮肤上刻下深深的皱纹，灰白色长发挽成圆髻。但她像年轻人般步履轻盈矫健，握手有力，只是淡褐色的眼眸暗含痛楚。

　　“我是贝蒂，”她说，“你一定就是斯卡佩塔医生了，这位应该是马里诺队长。”

　　她又和马里诺握了手，动作敏捷充满自信。贝蒂·弗斯特穿着牛仔裤和无袖牛仔衬衫，棕色靴子严重磨损，鞋跟沾满泥土。她并不全然像表现出来的那般热情，似乎对我们的到访略显茫然，有些不知所措。

　　“肯尼斯在骑马场那边，”她说，“他一直在等你们，我得告诉你们，他难过极了。他很爱那些马，无论哪一匹，当然，他也很遗憾竟然有人葬生火场。”

　　“你到底跟他是什么关系？”沿泥路走向马厩时马里诺问她。

　　“我替他繁殖训练马匹很多年了，”她说，“从他搬到沃伦顿以后开始的。他的摩根马（注：Morgan，美国马种，供拉马车和乘骑用。）是全州最优良的，还有夸特马和纯种马。”

　　“他会带自己的马来你这里吗？”我问。

　　“有时候会。有时他会向我买一岁的小种马，让它们留在这里受训两年，再带回自己的马厩。他自己也繁殖赛马，养到可以接受训练的年龄就卖出。我也去他的马场，大概两三周一次。可以说他的马场是由我负责管理的。”

　　“他没有马夫？”我问。

　　“最后一个马夫在几个月前辞职了。从那时起斯帕克斯就自己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基于安全考虑，他可能不会再雇用马夫了。”

　　“我想多了解些关于这位马夫的事。”马里诺说着开始做笔记。

　　“一个迷人但心肠很坏的老家伙。”她说。

　　“可能有一匹马从火场逃了出来。”我对她说。

　　她不作反应。这时我们走近了一间红色大谷仓，围篱上立着“当心恶犬”的警告牌。

　　“是一匹小马，黑色的。”我说。

　　“是雌马还是雄马？”她问。

　　“不知道，我分辨不出。”

　　“头上有星形纹吗？”她是指马前额部位的白色带状条纹。

　　“太远了，看不清楚。”我说。

　　“肯尼斯有一匹名叫风颂的小马，”她说，“它的母亲叫风，参加过德比马赛，虽然只跑了最后一名，可能够参赛就相当厉害了。它的父亲也参加过好几场大型赛马大奖赛，因此风颂可算斯帕克斯马厩里最珍贵的一匹马了。”

　　“风颂很可能跑了出来，”我说，“还活着。”

　　“希望它不会落得在外面四处流浪。”

　　“就算真是这样也不会流浪太久。我们已经报警了。”

　　马里诺对这匹幸运生还的小马似乎没什么兴趣。一进入室内马场，我们就听见一阵杂沓马蹄声和四处乱跑的矮脚鸡的咯咯叫声。马里诺立刻眯着眼睛咳嗽起来。空气中弥漫着红色粉尘，有人正骑着一匹栗棕色摩根母马慢跑，所行之处，关在马厩隔栏里的马儿一阵躁动嘶鸣。跨在英式马鞍上的人就是肯尼斯·斯帕克斯，我从未见过他身着牛仔服、马靴，满身尘土的模样。他骑术相当精湛，在我面前经过时并未露出遇见熟人或终于放心的表情，我知道他对我们并不欢迎。

　　“这里有可以谈话的地方吗？”我问弗斯特。

　　“外面有几张椅子，”她指道，“你也可以使用我的办公室。”

　　斯帕克斯策马扬鞭朝我们加速而来，几只矮脚鸡扇着翅膀匆匆闪避。

　　“你知道他在沃伦顿有个女伴吗？”回身走出马厩时我问，“你到那里照顾马匹时可曾看见女人出入？”

　　“没有。”弗斯特说。

　　我们拉了几张塑料椅，背对马场坐下，远处的树林一览无余。

　　“天知道，肯尼斯有过不少女朋友，我也不是个个清楚，”弗斯特转身望着马场中央，“除了你提起过的风颂，肯尼斯现在骑着的是他仅有的一匹马了，它叫黑波儿。我们都叫它波儿。”

　　马里诺和我没说什么，回头正见斯帕克斯跃下马背，把缰绳交给弗斯特的一名马夫。

　　“干得好，波儿。”斯帕克斯轻拍着马儿漂亮的头颈说。

　　“这匹马没和其他马匹一起待在农场，有什么特别原因吗？”我问。

　　“年龄不够大。这匹雄马只有三岁，还需要训练，所以留在这里，算它走运。”

　　她脸上顿时蒙上一丝忧伤，迅速别过头去，轻咳一声。看到斯帕克斯跨出马场，边整理着腰带和牛仔裤边朝这里走来，她站起身默默地走开了。我和马里诺起身，礼貌地和斯帕克斯握手。他解下脖子上的黄色印花领巾抹着脸，褪色的鳄鱼牌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

　　“请坐。”他优雅地说，仿佛在接受我们的谒见。

　　我们重新坐下，他也拉了张椅子坐在我们对面，双眼布满血丝，眼眶皮肤紧绷，但眼神依旧坚定。

　　“让我告诉你们我此刻的真正想法，”他说，“这场火灾绝不是意外。”

　　“所以我们才来这里调查，先生。”马里诺显得比平时礼貌许多。

　　“我认为动机是种族歧视，”斯帕克斯咬紧牙关，声音愤懑，“而且这些人——无论是谁——是存心谋杀我的爱马，想毁掉我钟爱的一切。”

　　“如果动机是种族歧视，”马里诺说，“为什么他们选在你离开农场时下手？”

　　“很多不幸比死亡更痛苦，也许他们要我生不如死，答案应该由你们去挖掘。”

　　“我们正在努力。”马里诺说。

　　“别想把账算到我头上。”他指着我们说，“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我清楚得很，”他继续说，“哈，是我为了钱放火烧掉自己的农场和马匹，你们给我听好——”他靠近我们，“告诉你们，不是我，绝对不是，绝不可能。我永远不会这么做。这件事与我没有半点儿关系，我是受害人，能活着已经算走了大运。”

　　“我们来谈谈另一位受害人，”我冷静地说，“目前只知道是个白人女性，金色长发。那天晚上还有谁可能待在你那栋屋子里呢？”

　　“屋子里根本不该有人！”他喊道。

　　“我们推测这位女士可能在主卧遇难，”我说，“也可能是在浴室。”

　　“不管是谁，她一定是入室盗窃的，”他说，“说不定火灾就是她引起的，只是最后没能逃出来。”

　　“我们没发现有人破门而入的迹象，先生。”马里诺说，“如果你设置了险盗警报器，可它那晚并未启动，只有火警侦测器启动了。”

　　“我不明白，”斯帕克斯不像在说谎，“我离开时明明设了防盗警报器。”

　　“你准备去哪儿？”马里诺试探道。

　　“伦敦，我刚到那里就接到消息了，甚至没离开希思罗机场就直接搭乘下一班飞机赶回来，”他说，“我是在华盛顿特区下飞机，开车赶回这里的。”他茫然望着泥地。

　　“开什么车？”马里诺问。

　　“我那辆切诺基吉普车啊，我把它寄放在杜勒斯机场的长期停车场。”

　　“有收据吗？”

　　“有。”

　　“那停在你屋外的那辆奔驰呢？”马里诺接着问。

　　斯帕克斯眉头一皱，“什么奔驰？我没有奔驰车，从来只买国产车的。”

　　我记起这确实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项个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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