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9年、1960年，全省范围内就出现了人口外流、死亡等极其严重的事件。我是1959年10月至1963年7月先后任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甘谷县委副书记的，那时候，我才是个29岁的年轻人，整天解决人没饭吃、饿死人的事，那真让人惊心动魄，终生难忘。那时候，干部作风很好，县委书记、中央工作组与群众都一样，都在挨饿，都有浮肿。196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兰州会议，开始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要抢救人命。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开始恢复，“左”的政策开始放松。我们赶紧趁开展抢救人命工作这个机会，在划小生产队、生产大队规模的同时，试着给老百姓一点自由，搞放宽小自由，允许社员开荒地，还给社员增加自留地，给社员借地。这些政策一落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到了1963年、1964年，农民就一下子翻身了，收成一下子就好得很了，老百姓又有吃有喝了，政府的日子也好过了，党的威信又高了。

　　1963年恢复了生产以后，大概是夏收的时候，我从甘谷县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当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1962年搞过放宽小自由的工作，我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被送进了“牛棚”，一坐就是三年。政治审查结束以后，1969年10月，我被安排去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工作。这一去就是五年。这五年时间里，我干了一些实事，也干得非常有意思。和工人农民吃住在地窝子，不分白天黑夜，共同把黄河水引上了草窝滩，把荒滩变成了良田，现在想起来，为民办了实事好事，心里很舒服。

　　我在农业战线上多年来的实践经历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条路已经走了二三十年，绝对再不能走了，再走下去的话，老百姓年复一年吃不饱肚子，群众怎能长期地忍受着这样大的苦？这是个天大的问题，可有什么办法哩？

　　二

　　1977年4月，组织上派我到陇西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我是一个人去陇西工作的，老伴和孩子们在定西。这个担子又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但是，我从内心里还是想为群众办些实事，所以就愉快地去了。

　　我到陇西后抓的头一件事情是小麦的田间管理。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陇西是个农业大县，冬春小麦面积很大，当时务弄（方言，表示种植和管理——编著者注）庄稼不像现在这样精耕细作。那时人民公社的地里，草粮对半不是不少见的事。记得我在渭河公社划了一平方米的麦地，和同志们一起一株一株的数黑燕麦（一种杂草——编著者注）与麦苗的数，结果发现黑燕麦占71％，麦苗只占29％。所以，我就把拔麦田里的黑燕麦当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因为你不拔黑燕麦，仅有的30％的麦子也就没有了。黑燕麦那东西有很强的生命力，牲口吃了拉在粪便中还能存活着，把粪便撒到地里，它又跟着生长出来。当时上面正批判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我对这个就很不赞成。因为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是我们吃大锅饭体制的必然结果，黑燕麦长上一地，我们不督促，不亲自上阵，老百姓就不会主动去拔，因为拔不拔不是他一个人一家人的事。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不管你怎么样抓农业生产，怎么样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民群众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当时，陇西80％以上的农民人均一天吃一斤左右的国家返销粮，基本上全是包谷。记得有一次，我与和平公社书记杨万春等同志到一个大队察访，看见一个只穿半截裤的中年女人在院子里劳动，当时我们不便进门，就示意让她先进屋。等她进屋后，我们才进入房内，但她仍然没有穿上别的衣服，而是羞怯地将小孩抱在怀里遮丑。她哭泣着向我们诉说了生活困难的情况。目睹这样的惨状，作为县委书记，怎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当晚，我吩咐公社的同志赶紧做了一套劳动布衣服，派专人（记得是位公社副书记）送到她家，以便她能外出劳动。接着，县委派县委副书记刘夏美同志到这个大队蹲点，帮助群众克服困难。

　　人没有饭吃，国家给一斤包谷，勉强还能对付，可牲口没有水喝，实在让人难过。我亲眼看到牲口喝不上水的时候，就不吃草了，两个前蹄子好像人用锄头挖地似的不停地在圈里刨，十分难受。牲口是山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为了让牲口喝上水，天旱时老乡往往到很远的地方找水源饮牲口。在德兴公社，有个生产队的水源就很远，老百姓要把牲口赶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喝水。想一想，牲口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喝水，来去一回需要多少时间，等回来后又该喝水了，它又不进圈了，你能对它怎么样呀？农村没有一点生机。

　　面对饥饿、缺水这样的现实，群众都已经习惯了，也没办法，只好忍受着，其实谁也没有办法，干部的任务就是向上级要水要粮，谁有本事谁就多要一点，把一天一斤的回销粮保住，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措施。

　　有什么办法能让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成为我千斤重的担子啊！我想：解放快三十年了，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到人民公社，我们的制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公，但这些大而公的制度带给人民群众的是越来越大的贫困、长时期的挨饥受饿。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大政策逐渐务实了，再不能延续让群众挨饿的事情了，县委应该寻找能叫社员吃饱饭的出路，寻找能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出路。怎么去找出路？县委一班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一件一件地试着干，看着上面的脸色干，先干了些小的，最后干了些大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一步步干了五件有利于农民群众吃饱饭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恢复集市贸易

　　我单身在陇西工作，在县委灶上吃饭，大师傅们反映“买不上菜”，“因为县上规定十天逢一集，除规定集日外，不允许百姓上市场卖菜，所以，县上的单位也买不上蔬菜”。我想：我们怎么把事情弄到了这一步田地上。我就和县委的同志商量先把卖菜的市场放开。因为情况十分清楚，不需要做什么调查研究。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大家说：“我们就是等你说话哩，就是看你敢放不敢放。”我说：“县委灶上都没有菜吃，为啥不敢放。”大家酝酿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把放开市场的事情提交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大家说：“只要你敢做主，大家就拥护。”看到大家对放开市场的事情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县委就正式做出了开放市场的决定。县委当时是这样认识的：原来全县范围的集市贸易，是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进行的，生意人在首阳镇赶完集后就赶到城关镇，城关镇的完了后又赶到文峰镇，文峰镇的完了后赶到云田镇，就这样转圈圈，这样的流动方式多好。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决定开放集市贸易，这是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有什么不敢的，我们干脆来个大胆，全面恢复过去的集市贸易。在县委常委会很顺利通过这一决定后，县政府就下发了放开集市贸易的文件。很快，全县的集贸市场在风平浪静中恢复。县城是双日逢集的，在刚刚放开市场时，每逢集日，我到街上去转转，看到街上到处是卖油饼、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摊点，物品的花样特别多，赶集人的脸也常笑着，大家都说放开市场好得很。对于做这个决策，干这件事情，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上面要追究责任，也没有想到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大概过了一半个月后，地区有人问“陇西怎么把集市贸易恢复了？”但没有什么组织再行追问，我们也没有向上报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县农村集市贸易调查》一文说：陇西县委、县政府大力领导农民开展集市贸易，沟通城乡交流，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

　　第二件事是把林权归还给社员

　　有一次，我到地处一条沟里的昌谷公社（现在撤并到巩昌镇——编著者注）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下乡，一进沟口，就看到沟里白杨树长得特别好，直径足有两市尺大的树很多，沿沟有成百上千棵这样的树。我好奇地问随行的公社干部：“怎么有这么多树？如果一户人家有这么十几棵乃至二三十棵树不是非常好吗？”随行的公社干部说：“这里有个老植树造林模范叫贾兴汉，这些林就是他种的。”于是，让公社干部带我找到贾兴汉，向他询问情况。原来从初级社人社、高级社人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这些树的产权变了四五次，最后完全成了集体的财产。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经常砍树修生产队的办公室和学校，别人也偷砍，但是，至今仍然留下来很多。我想如果每一户农民能在地边、河边上种上这么百十棵树，那柴火问题、经济问题不是就能解决很多吗？能不能鼓励社员干成这件事呢？当时我提出是不是把这些树杈明确一下，干脆就归贾兴汉，让他管护、补种、使用？并且鼓励大家酝酿能不能把全县树杈明确下来，还种树人对树林的所有权，做到谁种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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