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飘扬的时期，“一大二公”酿成的历史悲剧更是十分惨烈。可以说，经过“十年文革”之后，基层的广大农民再也感受不到“土地革命”带来的实惠了，而且受困于土地和集团化经营模式，不但绝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但生产队队长、保管员、记工员却有的吃，没有饿死的）；而且失去了起码的自由（出售自种的菜蔬、鸡蛋都要当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实际上很多地方也没有一个交易市场（外出逃荒也常常被抓进收容所或盘查审讯）。当然这是探索中的插曲，而且我们党也及时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不断地在做出政策调整和改革措施。问题是类似的插曲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类似的问题总是时轻时重、防不胜防地发生着，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做深入的思考，寻找根治的良方。

　　革命初期，我们按照“城市武装暴动”的模式怎么也取得不了成功，而且付出了几百万工农红军战士血的代价，这才迫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井冈山的“山大王”（曾经也是官逼民反的苦难农民）那里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到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以说这是我党历史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典型范例。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切身感受到土地与农民的特殊关系，深入研究了土地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成功地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基本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提出但又悬而未决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

　　执政时期，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的新问题，国际时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在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前，中国大地上已经萌动了十年甚或二十年的改革前潮。这些涌动，应该说最先是发生在身处最基层的农民群众那里的。大家都知道，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的小岗村18户农民冒死签下《生死契约》搞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先驱”，“四川经验”最终成为全国农村改革滥觞，这也是举世公认的说法。对甘肃的包产到户，《宋平在甘肃》一书的公开说法是：“如果说1978年秋宕昌县哈达铺公社是明目张胆地首先搞起了经济作物责任制，那么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则是悄然无声地搞起了货真价实的包产到户。”据史料征集人员考证，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和政策尝试，不只有安徽和四川，也不光是搞“包产到户”的试验。据说从1977年起，广东、福建山区的几个县的部分公社和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地方志专家张守礼先生说，他在征集考证县志史料时发现，漳县四族公社马莲滩村从1978年夏收后就开始“偷偷地”包产到户了。据说这恐怕是目前所知的甘肃最早包产到户的地方，它的确比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还要早一个季节呢。由此可见，包产到户的“先驱”并非只有安徽人、广东人，还有宕昌人、陇西人，是不愿饿死的活生生的中国农村人。

　　陇西的包产到户与时任陇西县委书记的张自强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张自强之所以于1978年秋敢支持碧岩公社红崖湾实行包产到户，是因为他一遍遍地自问“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他曾于1962年在甘谷老家工作时，就搞过大包干的示范，他知道包产到户适应广大农村的实际，深受群众的欢迎。他早就在比碧岩公社自然条件更差的德兴公社做过将“集体牲口分到户”的事情，在县委大灶受集市贸易不活的限制致使工作人员没有菜吃之苦的时候，敢于带领县委大胆决定恢复集市贸易。他从下乡调查中知道在60年代初碧岩公社就有人大着胆子偷偷尝试大包干。在他的默许支持下，上下一致共谋百姓生计的大事就在贫困山区的红崖湾生产队秘密开始了。

　　美国预言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从上到下是形势，从下到上是趋势。”如果说1978年秋，甘肃的红崖湾、安徽的小岗搞包产到户，上演中国农村改革的多幕剧，方显包产到户趋势的话；那么1984年，即始于包产到户六年之后被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措施才最终成为全国普及推行的大形势。事实证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趋势比形势更重要，因为，趋势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实趋势永远蕴藏在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之中，它代表着千百万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所以，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辞，而是关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

　　二、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为什么会出现错位？

　　从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到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到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应该说，从理论上讲，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早已解决了。可是，为什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走过的路总是弯弯曲曲，不是右了就是“左”了，而历次政治运动的结果又像国外评论家讲的：除了培养了一批“政治家”外，最终吃尽了苦头的还是老百姓。

　　在那个政治色彩过于浓烈的时代，我们的确很少发现有多少人能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要求去做的，很少发现有多少人能做到像陈云同志倡导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呀！我们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极“左”路线走到极点时的理论回应，也是总结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必然选择。

　　回头看，复杂的事情简单了；简单的事情往往被复杂化了。红崖湾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就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当1977年12月下派到碧岩公社当书记的袁志茂同志首先发现红崖湾生产队的生产无法进行时，就向器重他的县委书记张自强汇报了实情：有十几户人家的红崖湾生产队，群众生活特别困难，解放以来，没给国家缴过一斤粮，年年吃回销粮，生产队长不是选的，是家家轮流当，当时队里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出外要饭打工，连队长也没人当了，生产无法进行。一个参过军、算是见过世面的公社书记，与一个坐过“牛棚”、尝试过极“左”路线苦头的县委书记“一拍即合”，开始进行一件政治冒险。县委书记是有顾虑的，他对公社书记说：“可以试，但要把后路留开。出了事，我担着，你不要承认。还要求当年收成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意思也就是后来人们总结包产到户的优越性时常讲的一句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最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一年之后，包产到户解决了饥饿问题，给国家缴了公购粮，显示出了他的优越性，成为周左方圆人们热眼的实事之时，1979年春，在甘肃出现了“倒春寒”，发生了著名的“张浩事件”——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向党中央反映对包产到户不满的信件，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支持张浩的观点。这立刻在已推行农村改革的地区引起了震动，使方显活力的包产到户陷入“混乱”。有人重新开始“政治挂帅”、“上岗上线”了，说什么“把土地分给私人了，这如同走钢丝，危险的很呀！”“搞‘单干’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尽管还没有人敢公开说包产到户是刘邓路线“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流毒，曾经因执行这个政策而坐“牛棚”的张自强不得不作好第二次坐“牛棚”的准备。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横加阻止。正如沟门大队党支部书记向张自强所说的那样：“他们都从来缴不起皇粮的人都带头交公购粮了，你瞒着不说，还要制止，那可不行。这与你起面（发酵面）一样，在放了一疙瘩酵子的面盆里，已经起来，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你要收拾也就收拾不住了。”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群众实在太怕饿肚子了，多么急切地想改变现行的制度。

　　1980年，一位支持包产到户的新华社记者在陇西调查临走时对张自强透露消息说：“你要注意看《大内参》，中央要有态度，先是在《大内参》上发表出来，红头文件上来得迟。”1981年前半年，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来陇西调研，县委抓住这一时机，努力把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反复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尽管省委书记脸上没有不满的表情，但他始终没有表态……

　　有些善于“劳心”的政治家或知识分子，也许认为群众是思维直白、行为简单的“劳力”者。群众为了不做饿死鬼，就不怕冒死签约，为了感恩戴德，就愿为为民做主的右派分子送牢饭，而当时的许多党员领导干部不敢“包产到户”，怕丢了乌纱帽，丢了自己的那个“官”！对此，我们的思维显得缺失。英国中世纪哲学家威廉·奥康发明了一种思想武器，后人管它叫“奥康剃刀”，即说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若有两组不同的假说，应该采取比较简单的那一种。是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再让缴上国家的公粮，这么简单得让一个剃刀就能解决了的事情，怎么在历史和现实中就会变得那么复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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