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他亲手组成了景泰川工程指挥部的领导班子，调遣了六百多名技术干部，一千多名工人师傅。战前的准备工作十分困难，在培福同志的精心策划下，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组成了甘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千多人的水利大军。这支队伍经过景电一期工程的实践锻炼，二十多年来在全省水利战线上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支队伍为甘肃人民脱贫致富做出了贡献。

　　培福同志在景泰川艰苦跋涉了十个年头，当初他步履矫健，行动敏捷，十年时间，他已满头银发，心肌梗塞多次发生，积劳成疾，丢开拐杖，他已不便行走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培福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他面向群众，实事求是，时时处处为人民的高贵品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培福同志为景泰川人民的操劳，成就的大业，在景泰人民的心目中立下了一块不司磨灭的丰碑。

　　我有幸在培福同志关怀下，参加景泰川工程建设五年，这五年是最有意义的五年，也是对党对人民比较好交代的五年。五年中从各级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工人师傅的身上，学了许多知识和可贵的精神，终生难忘。

　　这里我想追忆一件事，景电工程指挥部的两千多名职工，为什么是一支步调一致，能干会干，能拼能胜的队伍，关键是用人爱才的问题。景泰川工程上马大干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还是鼎盛时期，当时有的同志刚出“牛棚”，有的还戴着各种帽子，来到景泰川，是“戴罪立功”的。这样的职工队伍如何去打硬仗，怎么去完成甘肃水利史上没有，在全国也没有先例的400多米高扬程大流量提灌的宏伟工程，没有决定性的措施是不可能的。以培福同志为组长的党组织和工程指挥部，首先在用人爱才上坚决的执行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放手大胆使用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由于走对了这一步棋，才决定了全局，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说这个话似乎轻巧，可当时要使用那些“走资派”、“臭老九”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培福同志冒着当时的政治风险，他对干部队伍、工人队伍有一条基本政策，“只要是工程上有用的人，我们都要，他不来，我们请来，来了就好好用，让他好好发挥作用，不然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正是忠诚地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指挥部的各级组织贯彻了这样一条正确的用人方针。记得有一次一位“革命者”向培福同志说，某某有台港关系，为什么还用。培福同志当即气愤地说，“解放几十年和台湾一个信都没有，有什么关系？不用这些同志，你我能把黄河水引上草窝滩吗？”。1970年培福同志派我去省上要求调来一位同志，当我向省有关负责人汇报后，得到的答复是“李培福要的多半是有‘问题的’人”。人是要来了，可这顶政治帽子千斤重，想来想去还是如实向培福同志汇报了，他听后发怒了，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管他们那一套，我们按我们的办，照他们的办，我们的事业就完了”。记得有一位表现突出的同志要求入党，因家庭问题基层同志有顾虑，向培福同志汇报时，他说“这些同志为了人民的事，不分白天黑夜累的不成样子了，连青年人的样子都没有了，我看着都心疼，这样的人不能入党，还要什么人，要说大话的，要不干实事的？”最后他说“你们放心的批准他人党，这样的同志我嫌少，不但批准，还要宣传，让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同志，有个奔头”。有一位技术骨干，原单位多次反映，有重要的历史问题，要作处理，当时这位同志承担着一项重要的设计任务，不能轻易动他。当我们提出尽快搞清楚便于使用时，培福同志说，“马上去查证，要派实事求是的同志去”。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调查，证明那位同志没有问题，向培福同志汇报后，他高兴地笑了，“我们又保住了一个有用的人”。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鱼目混珠，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我们要头脑清醒，防止上当。人，都有点历史，都有家庭关系，都成了问题，谁去给人民干事”。

　　培福同志尊重老同志，特别爱护技术干部和工人同志，以贺建山同志为代表的老同志，以梁兆鹏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年干部，以陈可言、王钟浩等为代表的技术干部，以薛映承等为代表的青年干部，以高太阳等为代表的青年工人，以牛世平等为代表的老工人，是培福同志的掌上明珠，是他的座上客。

　　由于以培福同志为核心小组组长的指挥部执行了一条正确的大胆的用人方针，所以较快的造就了一支步调一致，能干会干，能拼能胜的队伍，这支队伍在五年的时间里，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说到做到，正是发扬“革命加拼命建设景泰川”的精神。建成了三十万亩水浇田，为景泰人民造了福。

　　在景泰川工程建设的历程中，贺建山同志作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指挥，是培福同志最得力的助手。为了让培福有更多的时间筹划全盘工作，体质很差、年将花甲的建山同志主动地担起了现场指挥的重任，长时期住在山沟工棚，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在工地，做了极其艰苦细致的组织协调工作，深受广大职工群众的爱戴。他和培福一道，坚持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他和群众特别是同技术干部和工人，同呼吸共命运，心贴得很紧。记得南干一泵站上水时，按指挥部确定的上水时间，架线安装任务要拖后一天，我和负责安装的同志们商定，必须按时上水，不吃饭，不睡觉也不能落后。当然觉不能睡，饭还是吃了，为了抢时间，可敬的工人师傅带着安全带是在电杆上吃的馒头加点菜。时间虽已过去了二十二年，但从地上给在电杆上的工人师傅一个个向上扔馒头，互相鼓励必须要完成任务的那种拼命精神，永志不忘。南干一泵按时上了水，当我向建山同志汇报到师傅们争分夺秒在电杆上吃馒头时，建山同志感动的两眼泪汪汪，连口称赞“我们的工人同志太好了”。培福同志说：“我们的任务，就是由这样一批很好很好的同志完成的，南干一泵上水了，指挥部全体职工明年就可吃上自己种的粮食。”第二年指挥部农场小麦丰收亩产500斤，看到自己用血汗得来的胜利果实，心里很甜。

　　最后，借李辗同志语以慰培福同志在天之灵——

　　激情回首忆当年，雨雨风风只等闲，

　　滩里今朝光景好，丰碑立在万民间。

　　——摘自1995年10月陈可言、姜作孝主编的《景泰川的足迹》一书

　　◆父亲与老县委书记张自强的交往

　　李世英

　　2008年12月16日，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陇西县委原书记张自强，县革委会原主任、县政府原县长陈得录和副县长王治邦，陇西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史继宗和主任聂治堂等集体回忆陇西改革开放30年变化的聚会。第二天，又在《定西日报》上看到张自强口述、定西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张全有整理的《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一文。一连两天的所见所闻，勾起我对父亲与老书记张自强的一段特殊交往的回忆。

　　从我记事起，我不但知道父亲叫李恒山，祖籍山西太原，而且知道父亲出身三代中医世家，幼承家训，又拜蜀地名医陈浩然先生，悬壶陇西，行医治病，为民造福。由于父亲是闻名遐迩的中医大夫，解放后，组织安排父亲在陇西县医院从事中医、针灸工作。1962年，组织推荐他进入甘肃省中医学院深造。父亲潜心中华医学，又勤于临床善诊积累，对中风、痹症、痿症等疾病尤显特长。

　　父亲的医德和医术在陇西是有口皆碑的。1959年隆冬，有人在陇西科羊沟的大路旁发现一具“死尸”。正在当地碧岩龙川水库工地给民工治病的父亲闻讯赶来，经过细心的检查，他发现“死尸”的心脏还有微弱的跳动，就紧急采取了针灸及西药注射等抢救措施。过了一会，“死尸”活了过来，并慢慢睁开了眼睛。原来，此人是附近魏家村的农民，从宝鸡探望女儿归来，饥饿困乏致使他栽倒在地昏死过去。这件事一传开，父亲便成了陇西当地能起死回生的名医。连附近各县的群众，凡有疑难杂症，均慕名而来，登门求医。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凡有求救，父亲均欣然应诊，经常是顶着烈日出外医诊，或在灯光下为患者针灸、熬药，宁可全家大小不睡觉也要给予病人一切方便和关照，群众夸赞他是“华佗再世”，面对家里人少不了的几多埋怨，父亲总是微笑着对大家说：“治病救人，仁术仁心，这是橘井杏林中人积德行善之举，切不可有半点私心杂念！”。“切不可有半点私心杂念”这句话以后成为我们全家人的一条准则。兄弟姐妹八人中，凡有埋怨情绪者，大家总会对着它重复父亲的教导——“切不可有半点私心杂念”。1960年冬天，父亲正在陇西城关公社汪家门大队巡诊，当父亲走进一家大门时，见村间众人正在为已穿上“寿衣”、捆好手脚的一女青年停尸办丧，职业的敏感使父亲伸手去摸“死人”的脉搏。他却发现此女人并未死去，疑为胃部疾患。他又去压女人膨胀的胃部，果然发现女人的眼睛在动。于是，他紧急召唤大家把“死人”松捆，安放炕头。只见父亲拿过银针，直刺女人胃脘穴。一针下去，“死人”突然长吁一声苏醒了过来，这一幕惊呆了当场围观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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