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这个身穿蓝制服、站在阶梯上层的男孩年轻得可以做我的儿子。他侧身挑起带子，让我弯腰走过。
　　客厅整理得一尘不染，以温暖怡人的玫瑰色调布置。角落有一座优雅的桃花心木柜，装着一台小电视机和CD播放机。旁边的架子上放着唱片与小提琴。在挂着窗帘、望出去可以看到前面草坪的窗户下是一组沙发，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整齐地堆着半打杂志，其中有《科学》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间有一块粉色衬着扁圆玫瑰和中国龙图案的地毯，另一头是一个胡桃木书柜，依照医学院课程表排列的大部头医学书摆满了两层书架。
　　敞开的门通到与房子等长的走廊。在我右边有几间房间，左边有厨房，马里诺和一个年轻警官在同一个我猜是受害人丈夫的男子说话。
　　我模糊地意识到流理台的台面很干净，地板和家电用品是那种半白不白，厂商们称为杏仁色的颜色，壁纸与窗帘则是淡黄色。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张桌子上。上面躺着一个红色尼龙背包，里面的东西警察已经仔细检查过了：听诊器、小手电简、曾经装过餐点的塑料盒、最新版的《外科年刊》、《柳叶刀》和《外伤期刊》。到目前为止，我毫无头绪。
　　马里诺冷冷地看着我立在桌边，然后把我介绍给受害者的丈夫，马特·彼得森。彼得森瘫在一张椅子里，脸因震惊而变形。他极为英俊，简直可说是俊美，脸上的线条像是天工凿就，发色漆黑，皮肤平滑，透着晒过阳光的痕迹。他肩膀很宽，修长而优美的上身随意地罩着一件白色的衬衫，下身穿一条退色的蓝牛仔裤。他的眼睛往下望，手僵硬地放在膝上。
　　“这是她的东西？”我必须确认。那些医学书籍也可能属于她的丈夫。
　　马里诺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彼得森缓缓地往上看，湛蓝的眼睛满布血丝，目光落在我身上时似乎放松了下来。医生到了，带来了一线原来没有的希望。
　　他显得伤心欲绝、惊骇无比，没头没脑地喃喃道：“我跟她通电话。昨天她告诉我她大概十二点半到家，从弗吉尼亚医学院的急诊室回来。我到家，发现灯没开，我以为她已经睡了。然后我走进来。”他的声音逐渐升高，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我走进去，进到卧室。”他的眼睛无路可逃，泪如泉涌。他恳求我：“拜托你！我不希望别人看她，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拜托！”
　　我温和地对他说：“我们必须检查她，彼得森先生。”
　　他的怒气霍然爆发，一拳捶在桌面上。“我知道！”他眼神狂乱。“但所有的人，警察和所有的人！”他声音颤抖，“我知道会是怎么一回事！记者，所有的人会爬过每个角落。我不准那些狗娘养的，外加他们的弟兄瞪着她！”
　　马里诺的眼睛一眨不眨。“嗨。我也有太太，马特。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保证我们会尊敬她。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要我太太得到同样的尊敬。”
　　谎言是甜蜜的药膏。
　　死去的人没有自卫能力。就像其他被害人一样，这个女人必须面对的冒渎现在才刚刚开始。我知道，非得等到洛丽·彼得森的内脏都被翻出来，每一寸身体都被照了相，而且每个部分都公之于众，让专家、警察、律师、法官和每个陪审员都审视过后，冒渎才会终止。不仅如此，审讯时还会有对她身体特征的看法和说辞，更会有无聊的玩笑和尖刻的闲话，这个人的每一个部分、生活的方式都会遭受细密的检查、评论，有时甚至还会受到贬损。
　　死于非命是一桩公众事件。依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我很难接受自己的职业中这残酷的一面。我一直尽力维护被害人的尊严，然而一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案子的号码，一项被人传来传去的证据，我可以出力的地方就非常有限了。死者的隐私就像其已被剥夺的生命，完完全全被摧毁了。
　　马里诺领我走出厨房，留下一个警官继续查问彼得森。
　　“你拍照没有？”我问。
　　“ID在里面，在到处撒粉采指纹。”他说，指的是鉴定组的人正在现场采证，“我告诉过他们别动尸体。”
　　我们在走廊停住。
　　墙上挂着几幅不错的水彩画，以及很多夫妻俩各自的毕业照。还有一张是两人的彩色合影：背景是海边，他们靠着一排饱经侵蚀的木桩，裤脚卷上小腿，海风吹拂着发丝，他们的脸被晒得通红。她生前面容娟秀，金发闪耀，五官细致，浅笑迷人。她从布朗大学毕业，然后进入哈佛医学院。她丈夫之前在哈佛念大学。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认识的，很显然，他比她年轻。
　　她，洛丽·彼得森，毕业干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聪慧过人，三十岁，即将实现心中的梦想。经过至少八年的奋斗，终于通过行医训练，正式成为医生。但在一个勒杀凶手享受了几分钟变态的欢愉后，这一切都化作乌有。
　　马里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
　　我转过身，他要我注意左前方打开的门。
　　“他是这样进来的。”他说。
　　这是一个贴着白瓷砖和灰蓝壁纸的小房间，有马桶、洗睑台和一个草编的洗衣篮。马桶上方的窗户大开，清凉潮湿的空气从那个深黑的方块涌入，吹动了浆硬的白窗帘。窗外漆黑浓密的树上，知了卖力地叫着。
　　“纱窗被割开了。”马里诺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它顶在屋后。窗下有野餐桌凳。看来他把桌凳拉过去，踩着爬了进来。”
　　我扫视地板，洗脸台和马桶的上端，没有看到泥土、污迹或脚印。不过从我站的地方，很难确定到底有没有，我可不愿意冒任何可能破坏证据的风险踏进去。
　　“这扇窗锁了吗？”我问。
　　“不像。其他窗户倒是都锁好了，我们已经查过。看来她没费神检查这扇。其实在所有窗子里，这扇最危险，接近地面，又位于后方，万一出了事也没人会看到，比卧室的窗户更理想。如果凶手手脚利落，她根本听不到他在割纱窗，然后远远地从走廊的另一端爬进来。”
　　“门呢？她丈夫进来时是锁上的吗？”
　　“他说是。”
　　“那么凶手进出于同一个地方。”我下了结论。
　　“很可能。好个身手干净的畜生，你说呢？”他紧紧抓住门框，身体前倾但没有踏进去。“这里看不出什么究竟，可能他擦过了，所以没在马桶或地板上留下任何痕迹。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他停在我身上的目光宛如铁板一块，看不出任何信息。“他的脚应该是湿的，可能还沾了泥。”
　　我猜不透马里诺。他这人很难懂，我一直无法断定他到底是城府极深，还是只是反应迟缓。如果我可以选择，他正是我要避开的那种警探——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大，绝无沟通的可能。他快五十了，满脸风霜，长而稀薄的头发从脑壳较低的一边分线，然后梳过去遮盖光秃的部分。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多年来灌下的波本威士忌和啤酒造就了他的啤酒肚。经过多年夏天的汗水浸润，他脖子上那条不合潮流的红蓝条纹宽领带已经油腻不堪。马里诺是电影里的那种硬汉——一个庸俗、粗鲁的警探，家里可能养了只满嘴脏话的鹦鹉当宠物，更别提那满桌的《人物》杂志。
　　我来到走廊尽头，停在主卧室外边。突然间，我的内心深处像被掏挖一空。
　　一个采指纹的警官正忙着在所有物件表面撒上一层黑粉，另一个警官则在巨细靡遗地录像。
　　洛丽·彼得森躺在床上，蓝白相间的毯子从床头垂落。上面那层被单被踢开，拢在脚下，压在她身体下的床单上角则被拉松，露出下面的床垫，枕头挤在她头部的右边。在这摆着光滑橡木家具的中产阶级卧室里，散发出一股不受干扰的文明气息，然而就在这种气息的环绕下，那张床仿佛处在暴风雨的旋涡中。
　　她一丝不挂。床右边的彩块地毯上有件淡黄色的棉布睡袍，从衣领到下摆被一刀割开，这与前面发生过的三个案子相符。靠近门的床边小桌上有部电话，电话线已被生生从墙上扯下。床头两侧的两盏灯都不亮，电线已遭割断。她的手腕被一根电线绑在背后，另一根也如同前三个案子那样结成残忍但很有创意的图案，有一圈绕住她的脖子，穿过她背后那根绑住她手腕的电线，最后紧紧缠住她的脚踝。只要她的膝盖弯曲，绕着她脖子的那一圈就不会收紧；一旦她的腿伸直，不论是因痛苦的自然反应，还是由于杀手压在她身上的重量，那根绕在她脖子上的电线就会立刻收紧，成为致命的套索。
　　窒息而死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狂喊着索要空气时，那可是非常漫长的几分钟。
　　“你可以进来了，大夫，”那个拿着录像机的警官说，“我拍完了。”
　　我看着地面，小心走近床边，把医事包放在地上，取出外科手套戴上。我拿出相机，就尸体的现状照了几张。她的脸扭曲变形，肿得无法辨识，脖子上的套索造成鲜血上涌，使她一脸紫黑，血水从口鼻处冒出，弄脏了床单。她麦秸色的金发也一团混乱。她算是高个子，至少有五英尺七英寸，但比起走廊照片里年轻时胖了许多。
　　她的身体外观很重要，因为这组案子的无固定模式变成了它的模式。四个勒杀案被害人的外表似乎没有相似之处，就连人种也不一样。第三个是个很瘦的黑人女子；第一个则是红发，很胖；第二个一头棕发，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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