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姨妈。”
　　“我不会死，露西。”
　　“爸爸就死了。”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露西。”
　　我的话并不足以安慰她。报上的新闻像是对她下了毒。她有成人的智慧，但又未脱离儿童的想象力，何况她原本就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和失去父亲的经历。
　　上帝！我想不出要如何回应才好。我母亲对我的非难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沉浮。我没有孩子，我大概会是个糟糕的母亲。“你该是个男人。”我和母亲最近一次的遭遇战中她如是说，“你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实现野心上，一点也不像女人。凯，你会变成个虫干。”
　　当我在心灵最空虚、最痛恨自己的时刻，天杀的，我童年时家里草坪上那些虫子的躯壳就会浮现在眼前。半透明、硬脆干扁、死透的虫！
　　平时我不会这么做——给一个十岁大的小孩倒一杯酒。
　　我带她到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坐在床上喝酒。她问我的问题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她问：“为什么有人要伤害别人？”“这样做是玩游戏吗？他觉得好玩才这样做的吗？像MTV上的节目，他们在MTV上也做那样的事，但那是假装的，没有人真的受伤。说不定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姨妈。”
　　“有人就像恶魔一样。”我平静地回答，“就像狗，露西，有些狗无缘无故就咬人。他们有问题。他们很坏，而且一直都很坏。”
　　“因为别人先对他们很不好，他们就变成坏人了。”
　　“有时候是这样，”我告诉她，“但并不是绝对如此。有时候一点理由也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没有都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些人宁愿做坏人，他们就是对入很残酷。这是人生丑恶不幸的地方。”
　　“就像希特勒一样。”她低声说，又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
　　她继续嘀嘀咕咕，但声音里充满睡意。“吉米·库珀也是。他住在我们街上，老喜欢用BB枪打鸟。他还喜欢从鸟巢里把鸟蛋偷走，然后把它们摔在地上，看那些鸟宝宝挣扎。我恨他，我恨吉米·库珀。有次他骑自行车经过，我就对他扔石头。我打中了，但他不知道是我，我躲在树丛后面。”
　　我啜着酒，梳理她的头发。
　　“上帝不会容许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对不对？”她问。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保证。”
　　“如果你祈祷上帝照顾你，他就会照顾你，对不对？”
　　“他会照顾我们。”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她皱起眉。我也不确定她相信。“你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吗？”
　　我禁不住微笑。“所有人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我百分之百安全。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睡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永远待在这里，姨妈，我想要和你一样。”
　　两小时后，我了无睡意地坐在楼上，瞪着一页书，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忽然，电话铃响了。
　　我好像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瞬间惊跳起来，一把抓起听筒。我的心怦怦直跳，猜想最有可能是马里诺。我怕凌晨的场景会再次上演。
　　“喂！”
　　没人回答。
　　“喂？”
　　电话那头依稀传来鬼气森森的音乐，让我想起那种在清晨放映的外国电影或恐怖电影，或是那种老式唱机磨砂般的声音，然后，电话断了。
　　“咖啡？”
　　“嗯。”我应了一声。
　　这几个字足以代替互道早安。
　　不论我什么时候走进尼尔斯·范德的检验室，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咖啡？”我也永远会要上一杯。咖啡因与酒精是我的两大弱点。
　　在买车时，不像装甲车一样坚固的我绝不考虑，不系上安全带我绝不开车。我的房子里到处装有防火警铃，外加一套昂贵的防盗系统，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乘飞机，宁可坐了火车慢慢来去。
　　咖啡因、酒精、胆固醇这三种人人视为大敌的东西，我发誓绝不放弃。我参加过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三百多个病理学家同桌宴饮。这些人是全世界对疾病与死亡钻研最深的专家学者，但四分之三的人既不慢跑，也不做有氧运动；只要有车坐，绝不动脚；有位子坐时，绝不站着；除非是下楼或下山，比较不费气力，不然一见楼梯山坡，避之唯恐不及。三分之一的人抽烟，几乎每个人都喝酒，而所有的人无不开怀饕餮，好像人人没有明天。
　　压力、沮丧，加上可能因为天天目击惨剧，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欢娱。人生能讲道理吗？一个爱嘲讽世事的芝加哥法医朋友就喜欢说：“什么了不得的，你会死，人人都会死，就算你死的时候还很健康，那又怎样？”
　　范德走到他桌后的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他不知为我倒了多少次了，但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
　　我前夫也永远不记得。我和东尼生活了六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吃五分熟的牛排，牛排的颜色不需要像圣诞节的色彩，只要带一点粉红就行。更别提衣服的尺寸了。我穿八号，我的身材几乎穿什么都行，但我受不了任何繁复的花样。而他呢？他老是送我六号的衣服，而且带着花边，还半透明——只适合上床穿。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是春绿，她的尺寸是十四号，一堆花边是她的最爱。她讨厌套头装，喜欢拉链。她对羊毛敏感，懒得穿任何需要干洗、熨烫的衣服，憎恨任何带紫的颜色，视白色和米色为不切实际，绝不穿横条或卷花，但对那种超软皮衣则毫不在意。她相信她的身材与褶子绝对无法配合，但偏好口袋，越多越好。东尼替他母亲买东西时从未出错。
　　范德在我们两人的杯子里分别丢下整整一大匙奶精与砂糖。
　　他还是照旧不修边幅，又细又疏的灰发活像丛生的野草，宽大的罩袍上抹着一道道验指纹的黑色粉末，胸前染着墨水的口袋里鼓胀出一大蓬圆珠笔和签字笔。他个子很高，四肢瘦长见骨，偏有个不成比例的大肚子，头形活像个灯泡，眼睛则是那种洗得透彻的蓝色，里面永远弥漫着思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有天傍晚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下雪了。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的长围巾，套在耳朵上的则是一顶飞行皮帽，很可能是按邮购目录买的。这是我见过最可笑的一顶冬帽。我想他如果坐在一架一战时的战斗机里，一定如鱼得水。在办公室我们就叫他“飞行的荷兰人”。他老是忙忙碌碌的，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检验室罩袍在腿边挥来荡去。
　　“你看报了没？”他一边问，一边向咖啡吹气。
　　“全世界谁没看到。”我没好气地回答。
　　星期天的头版新闻比星期六晚上的更糟。巨大的横幅标题占据了整个报纸的上半页，每个字母足有一英寸高。边上有对洛丽·彼得森的专题报道，还有一张看起来很像是从毕业纪念册上翻拍的相片。艾比·特恩布尔的手段虽然不是很过分，但也够紧迫逼人了。她试过采访洛丽·彼得森住在费城的家人。据她声称，他们悲痛过度，无法置评。
　　“这种报道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范德说。谁不知道呢？“我想知道是什么人漏的口风，好将他们的手指吊起来。”
　　“那些警察从没学会沉默之道。”我告诉他，“如果他们学会闭嘴，他们就再也不能抱怨有人走漏了消息。”
　　“说不定确实是警察走漏了消息，但不管是谁，这种新闻快把我太太逼疯了。如果我们住在城里，她一定要我们今天就搬走。”
　　他走到桌前，上面堆满了打印出来的数据、照片和电话留言，还有个一夸脱的啤酒瓶，以及一块沾有干血的地板瓷砖，两样都放在有“证物”标签的塑料袋里。约十小瓶福尔马林散布四处，每一瓶里都有一段从第二节关节处被剪下来的指尖，上面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对未经指认但被严重烧伤，或已相当腐烂的尸体，用普通办法常常无法采到指纹。在这么一大堆悚厉的证物之中，一瓶凡士林强化保养乳液颇不协调地竖立在那里。
　　范德往手上抹了一些乳液，戴上一副白色棉布手套。丙酮、二甲苯和不断的洗手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对皮肤的杀伤力很大。如果他没戴手套就使用了一种显现隐性指纹的化学药剂茚三酮，我一望便知，因为他整个星期都会甩着发紫的手指走来走去。他一完成这套清早必行的仪式，就伸手一指，要我跟他到四楼的走廊。
　　几个房间过后是电脑室，里面干干净净像消过毒似的，摆满了各式淡银色的盒状机器，看起来活像太空时代的洗衣房。那具光滑直立、外形类似一套洗衣机与烘干机的是比对指纹的机器。它的作用是将不知名的指纹与储存在指纹数据库里的几百万个指纹比较，看看有没有人中奖。它简称FMP，经过先进的平行处理，这家伙一秒钟能比对八百个指纹。范德不喜欢枯坐在那里等结果，通常会把指纹搁在那里过夜，这样第二天一早来上班时就有结果可看。
　　范德在星期六已经完成了整个过程中最费时的部分，就是把指纹准备好输入机器。他得先将隐性的指纹拍照，放大五倍，在每张相片上放一张描图纸，然后用细签字笔描出最显著的痕迹，再把画过的指纹图缩小，使它与实际采得的指纹大小完全一致。最后他把相片粘在输出隐性指纹的纸片上，输入电脑分析，现在就等结果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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